邓小平自述-人物传记-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邓小平自述内容简介

一代伟人邓小平是新中国**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从不主张宣传自己，多次拒绝别人要他写自传的要求。
本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从邓小平文选、年谱及相关档案材料中甄选出的与其生平有关的重要文字。这些内容大都散见于邓小平早年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以及后来与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外国友人的谈话中，还有一些是会议讲话或即席发言。把这些内容集纳、整理、编辑成书，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全书体例大体依时间为序，并结合邓小平的个人特色，将他的生平、自我评价，以及兴趣爱好等都融入其中，具有很强的思想价值和可读性。

邓小平自述本书特色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
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
——邓小平

邓小平自述目录

开篇自述
**章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章投身国内革命
第三章红旗飘过左右江
第四章战斗在太行山上
第五章*高兴的三年
第六章主政大西南
第七章*忙的十年
第八章“文革”岁月
第九章总设计师
第十章情趣爱好
第十一章自我评价
后记

邓小平自述节选

class="zhengwen">**章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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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法国待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我）受过中等教育。至于思想的变迁亦甚简单，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小孩子当然无思想可言，及到法国后，受了经济的压迫，致不得不转到工厂作工，变成了工钱劳动者。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再加上切身的痛苦，遂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入党——在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一九二三年六月入团——在法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在法国，曾入过团，在党中曾任过组书记（旅欧支部之下）即支部候补委员。在青年团中亦曾作过相当的工作。
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我也是一个工人，一九二。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十六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对法国有特殊感情，这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法国受过教育，这包括社会知识的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
我一九二三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后，曾在Bogon（现译为巴耶）支部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了团体的命令与传烈同志为华工会办理工人旬报。一九二三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人作事，我遂向工厂请假，一月到书记部工作。
一九二四年八月，旅欧区第五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书记局担任财政及行政的工作。
一九二五年初第六届代表大会后，我又到里昂作工，后任宣传部副主任，并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是年四月我又由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争取入党，并任党的里昂小组组书记。六月初，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多被驱逐，党的书记肖朴生同志曾来急份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同时又继续进行行动委员会的反帝国主义工作，我又被团体指定为行动委员会中方书记。
一九二五年八月第七届大会我又被选为区执行委员，同时又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一切工作，这也是团体指定的。
一九二五年底第八届大会后我便设法来此了。
以上便是我对团体服务的经过。
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汪泽楷两人。
…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我们那时候（指在法国——编注）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