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大儒--二程 节选

程颢（1032～1085） 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见陆王学派）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明末徐必达将他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程颐（1033～1107）,字正叔，称伊川先生。宋代理学家。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 宋仁宗赵祯末年，入太学，任学职。宋哲宗初，经司马光等引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因参与党争，出朝为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后削籍，送涪州（今四川涪陵）编管。宋徽宗时，被定为“奸党”，大观元年（1107），病死。 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二程十五六岁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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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程颐在扶沟任上的时间也不太长，前后大约三年不到。和以前在地方任上一样，程颢任职扶沟期间，也有相当的政绩，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抓治安。扶沟这个地方素来多盗，就是遇上丰收的年景，也经常出现抢劫的事件。程颢上任后，立即着手缉盗的工作。《行状》记有这么一则比较典型的例子，颇能说明他是如何抓治安的：广济蔡河出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物为事，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先生（程颗）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邑境无焚舟之患。①程颢采取的方法可谓标本兼治，首先通过抓住一个强盗，然后从其处查出一伙同党；对被捕的强盗，既往不咎，在生活上给予出路。就这样，号称“素多盗”的扶沟，在程颢的治理之下，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无强盗者几一年”。程颢为治，“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虽若甚迂，而民实风动”。对此，《行状》也有记载：有犯小盗者，先生谓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盗叩首愿自新。后数月，复穿窬（穿壁逾墙，喻盗窃）。捕吏及门，盗告其妻曰：“我与大丞约，不复为盗，今何面目见之邪？”遂自经。②此人实际上罪不当死，但由于害怕再见到程颢，居然以自杀了结，虽说有点可惜，但也从侧面说明程颢“以教化为先”的办法是见效的。二是赈灾民。程颢在扶沟时，正好遇上发水灾，人们的粮食出现了困难，程颢就向上级申请借贷粮食赈济灾民。邻县知道了也提出要借贷。负责此事的司农对此很不高兴，就派人下来调查。邻县的县令见上面来调查了，就改口说他们不需要借贷了。但程颗坚持要求借贷，最终获得了六千石的谷子，饥民的问题得到解决。可这样一来，那个司农更加愤怒了，亲自下来视察赈贷的情况。他抓住了当时同等户而赈贷粮数不同这一点大做文章，要杖责具体管赈贷的“主吏”。程颢就站出来为之申辩，说：“济饥当以口之众寡，不当以户之高下。”并且这件事是“（县）令实为之，非吏罪”，不能责罚具体的工作人员。要责罚也应该责罚他。最后司农也没有办法，只得不了了之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程顥为官不仅能据理力争，同时也勇于承担责任，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品质。三是兴水利。程颢上任不久，扶沟正逢大早，他就让人们赶快凿井以应急，认为“一井不过数工，而所灌数亩”。就这样，通过凿井灌田，使得扶沟县在大旱之年“闻境赖焉”②。扶沟县地势低洼，几乎年年会发生水早之灾。程颗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在他亲自主持下，以“经画沟洫”的方法来施行水利工程。可是，工程尚未展开，程颗就被“去职”。但他在去职之前，抓紧时间使水利工程上马，他说：“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间，以开其端。后之人知其利，必有继之者矣。”①程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自己先开个头，做个榜样，让后继者继续这项利民的工程。真可谓用心良苦。四是尚清廉。程颢为官廉正，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敢于不畏权贵，抵制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他在扶沟任上时，有一个名叫王中正的太监(内侍都知)被派到地方上来查户籍(“巡阅保甲”)。这个人由于是内廷近臣，颇得皇帝信任，“权宠至盛”，所以到地方上来就有点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样子，所到之处动辄“凌慢县官”。而许多地方官对他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诸邑供帐，竞务华鲜，以悦奉之”。扶沟县衙的一些吏员们问程颢，我们这里是否也要如其他地方一样来接待王中正。程颢不同意。说：“吾邑贫，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我们这里有顶旧的青色帐篷，用它来接待就行了。正因为程颢不阿权贵，不溜须拍马，所以王中正也没有办法，程颢在扶沟任上时，他几次经过扶沟，最终都没有到扶沟县来②。如前所说。在程颢仕宦的第三阶段中，有大部分时间是以闲职居洛阳聚徒讲学，与其弟弟程颐一起共同创建“洛学”。二程的弟子邢恕这么追忆程颢道：既不用于朝廷，而以奉亲之故，禄仕子管库以为养。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阊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虛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①二程另一个弟子范祖禹也说：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官厉，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真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虽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处为时之通塞。②邢、范两人作为程门的弟子，其描述或略有过誉之处。但程颢在洛阳十来年间，广收学生，潜心教学，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那基本上都是事实。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七日，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赵煦继承了皇位，是为宋哲宗，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位太后一直对王安石的变法表示不满，只因神宗在位，不便多参与国政。反之，她对司马光等一批“旧臣”却一直非常器重。所以，她一旦大权在握，马上就召回了以司马光为首的那批曾经极力反对“新政”的旧臣。国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变局，官职虽然不高但心常忧天下的程颢，不可能不有所思虑。当他以汝州酒官的身分参加完府州举行的哀悼仪式后，兵部韩宗师与程颢的一番对话，很能代表当时程颢对国家形势的基本估计：兵部(韩宗师)问：“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程颢)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如何?”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其巳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①在《二程外书》卷七中还有一则资料：程子与侯仲良语及牛、李事(按：指唐朝中后期分别以牛僧儒为首和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间的朋党之争)，因言温公(司马光)在朝，欲尽去元丰间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今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岂肯甘为小人。在君相变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为君子，孰不为君子?此等事教他们自做，未必不胜如吾曹。”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