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鉴 五四 内容简介

一次五四文化的历史解读，一场哲人汇聚的思想盛宴。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更新运动，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重大、深远的历史事件。一个东方大国的文化转型、心理转型就从这里开始。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这一划时代的事实。《共鉴五四》即为刘再复先生近年来发表的有关“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的合集，当中更以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精彩对话作为《共鉴五四》代序——“五四”五说。在当今纷纷诋毀“五四”、盛行尊孔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五四”？刘再复教授以犀利的思想、鲜明的态度和精粹的语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书中作者还与李泽厚、李欧梵教授一起，直面真理，共论九十年前的大变革。

共鉴 五四 本书特色

与李泽厚、李欧梵、林岗诸友人论衡五四新文学运动五四的历史功绩在于把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思想家的以“国”“群”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观、拉向以个体生命即以“已”“我”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现。传统与中国人人论二十五种思想者十八题文学十八题文学的反思共悟人间共鉴「五四」鲁迅传阅读美国读沧海

共鉴 五四 目录

共鉴 五四 节选

姜：您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学者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共同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元文化景观？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乎，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均是保守派。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辅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动。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1921-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直到1925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不过，他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然。在吴宓的主持下，1925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1928年夏季辞去职务）。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并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于清华园茔地”。1988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人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20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字。

共鉴 五四 作者简介

刘再复，一九四一年生予福建南安，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爱，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著作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放逐诸神》、《人论二十五种》、《读沧海》、《漂梳手记》（十卷）、《红楼四书》（四卷）等四十几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