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目录

关于中国历史上人口问题的思考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二、清帝的错觉三、人口对策与政策四、小结：对中国历史上人口问题的几点思考性归纳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思考一、土地所有权属的多重性二、土地所有权属的认定三、土地所有权属转移的确立清代土地亩产量、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研究述评一、土地亩产量二、粮食总产量三、劳动生产率从“耗羡归公”看清朝财政体系及当代“税费改革”一、“不完全财政”及其“依据”二、“完全财政”的思维逻辑三、财权的“放”与“收”以传统承载近代一、近代色彩与传统本质二、再析徽商特点三、以传统承载近代四、徽商的衰落对中国式“二元经济”的理论探讨一、“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二、对于中国式“二元经济”的认识三、对历史上中国式“二元经济”的认识清代候选官员得官初步一、候选与“花样二、“拉债”、“荐仆”与“关系网”清代知县的“两套班子”一、知县的重要位置与尴尬处境二、县衙两套班子的构成三、县衙两套班子的关系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一、清代县以下芜杂的行政区划二、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依据三、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性质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试析清代的“分家”一、“分家”是家庭发展周期的起点二、“分家”前后的家庭规模与经济状况三、“分家”是形成或扩展宗族网络的重要环节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一、分家文书的序言二、分家文书的析产内容三、分家文书的落款从婚书看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法秩序一、“婚书”与“礼法秩序”的演变二、“婚契”与清代基层社会“礼治秩序”的变调三、“另类婚契”与传统社会的“法”与“礼”从清代安徽的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存在与作用一、安徽经济社区中的市场网络与乡族组织二、安徽经济社区中的水利设施与乡族组织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小家庭的社交圈一、血缘社交圈：家庭与宗族二、经济社交圈：家庭与乡族(上)三、精神社交圈：家庭与乡族(下)试论团练大臣与双重统治格局一、战乱中的双重统治格局二、咸丰二年(1852)：团练大臣的滥觞三、咸丰三年至十一年(1853—1861)：团练大臣始末四、从安徽团练大臣引发的余论从社会史研究视角看刘铭传的“人仕”一、刘铭传“人仕”与晚清基层社会统治的整合二、刘铭传“人仕”与晚清上层政权结构的裂变三、小结：刘铭传“入仕”的“出格”与“回归”今思新史学一、目的二、界说三、方向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一、“传统”与“近代”二、“增长”与“发展”三、“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附录：张研主要著述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本书特色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节选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选编了我自2001年至2009年间撰写的主要学术论文。大致的编辑思路是：**部分经济史六篇论文，其中四篇是关于经济发展三要素——人口、土地、财经的研究和思考；一篇是对于在对立统一、共生互补的中国式“二元经济”格局中，沟通“二元”、连接“传统”“近代”的商人——商帮的考察；*后一篇就学术界对中国式“二元经济”的理论探讨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社会史十篇论文，前四篇是对国家政权*低一级，也是直接统治或控制基层社会的龙头——县、知县的考察和研究；后四篇从家庭、宗族、乡族考察了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结构；*后两篇，一篇论述了双重统治格局及其演变，一篇考察了进入上层政权的基层社会精英。第三部分只有两篇文章，主要表明我对中国史研究的看法。学史治史30余年，在清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我*终构筑了自己的诠释体系，这便是“双重统治”与“二元经济”。《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选编的论文，应该有助于读者了解我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进一步研究及对中国传统国情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应该是很有用的。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相关资料

插图：（一）清中期的物价问题康熙帝等是从物价问题感受到人口压力的。清代物价的上涨始于康熙晚年。天下最富庶的苏南一带，米价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旱从每升七文涨至二十四文之后，虽仍随丰歉涨落，但不再复归原价。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每升常价在十余文左右。乾隆二十年（1755）苏南虫荒，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米价涨到了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年丰收，价渐复旧，然每升常价也只恢复到十四五文。乾隆五十年（1785）苏南大旱，每升涨到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无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这是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江苏金匮（今无锡市）人钱泳所记，他看到100年中苏南米价上涨了大约3倍有余。比钱泳年纪稍长且同为苏南人的洪亮吉做了印证，在乾隆末年回忆道，50年前其祖、父之时，每升米不过六七钱，每丈布不过三四十钱，如今每升米需三四十钱，每丈布需一二百钱。江西米价上涨的比例大致相同，“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乾隆年间“则必需五、六钱”。四川米价原本亦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只四、五钱”，乾隆时则动辄即达一两以上，最贱亦八、九钱。贵州的情况类似，雍正四年（1726），“京斗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钱有零”，乾隆以后“丰收之年亦须七八九钱一石，岁歉即至一两一二钱至二两不等”。除米价上涨外，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田价“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山东巡抚阿里衮奏称“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年来百物腾涌”，“无不价增”。乾隆末年浙江人汪辉祖亦提到“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可知清代米价上涨，并不如以往的“丰则贱，歉则贵”，而是持续上涨，居高不下；清代物价问题，并不限于米谷，而是百物腾贵，无不价增，这被当时人们视为千古罕见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