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前言

2008年8月22日，在北京正如火如荼地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之时，我只身远赴大洋彼岸，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在美访学生活。到哈佛大学读书，这是我自打听说这所学校的名字后，就开始编织的梦想，如何叩开这座“围城”的大门，这件事可以说已经成为我难以排遣的情结。期间进行过若干次努力，甚至曾经离成功仅一步之遥，但*终还是失之交臂。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了。迟缓却又突然，新鲜而又陌生，紧张而又亢奋，这是我到这所学校后异常复杂的感受。我深知，对于我来说，来哈佛不易，再来则更不易，一定要珍惜这一年的宝贵时光，多走、多看、多学习。
一、关于哈佛大学
到过波士顿的朋友都知道，在宽阔深沉、风光旖旎、波澜不惊的查尔斯河畔，坐落着不少世界驰名的大学和研究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其中*著名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学校同处于剑桥城，相互毗邻，而且有趣的是，两大校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初入我所久仰的哈佛大学，便被其颇具特色的“哈佛红”所吸引。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的各种大学排名和评比中，哈佛大学始终处在首屈一指的位置上，尽得全世界的“荣宠”。在中国，哈佛大学的名字同样妇孺皆知。

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 内容简介

1位中国学者，1年的留学访美，邀请47位哈佛教授和校友就中国问题开讲。47位教授，47个不同凡响的名字，用47个别样的视角打量中国，发出47种掷地有声的见解。
有人说，哈佛眼光就是世界眼光。此说不一定恰当，但这些哈佛教授的意见的确不容忽视。这些议论未必妥帖、未必客观、未必公允，但却是外部世界看中国的一个缩影。面对这些议论，不管它正确与否，都应引起我们驻足倾听，促使我们对中国自己的事情作自主的、积极的、审慎的思考……

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 目录

前言
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
受访人——托尼-赛奇（AnthonySaich）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亚洲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亚洲及中国公共政策项目机构主席
——确切地说，中国当代社会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而这次会议又是和邓小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这说明邓小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实，他的活动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他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
——面对一个急剧多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共产党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党执政下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为了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速的信息流动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扩大广大民众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如果共产党能够成功做到这些其他国家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将成为经济奇迹之外的中国的又一个政治奇迹。
——对于中国而言，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是否能够找到一种“黏合剂”，把整个社会“黏合”在一起。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实际上在发挥着这样一个作用，中国无需照搬西方，但也需要找到这样一种把整个社会“黏合”起来的东西。
对中国未来的乐观与谨慎
受访人——傅高义（EzraF.VogeI）
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亚洲中心主任、华盛顿全国东亚事务研究办公室主任
——我希望奥运会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的内容要有改变，需要更多地从正面强调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自身的发展潜力。我希望今后在中国的“爱国主义”中能够看到有更多新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要对别的国家更加包容，与更多的国家成为朋友，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信任中国。
——一直以来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模式的问题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质疑中国的发展道路到底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我觉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只要中国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仍然坚持公有制就行了.没有必要一直强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前，安全问题是影响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的因素；70年代以后，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问题已经取代了安全问题。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冲突很多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受访人——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题组首席专家，曾赴哈佛大学作学术访问
——邓小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实事求是”来摆脱、冲破“两个凡是”。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的东西、不那么正确的言行区分开来、剥离开来。
——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实在的东西，解决实际问题的论断、决策。但是他对理论很关心、很敏感。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理论体系，称之为“邓小平理论”，是恰当的。
——邓小平有一点很高明，他认为只有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水平提高上去了，这些问题才可能解决。保持警惕，必要的限制、必要的防止腐败的措施不能缺少。但根本的问题是要发展经济。许多问题，经济发展后才能得到解决。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化
受访人——谷梅（MerIeGoldman）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波士顿大学中国历史荣誉退休教授，曾任美国外国关系顾问理事会理事
——没有人会否认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近代各个时期都要高，也没有人会否认目前中国一定程度的稳定是其近、现代历史上长期以来所没有的。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将现代经济原理，即以与外面世界互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的话，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当然了，这个社会还应该有英明的领导人，他们懂得如何统一中国，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对外开放，这些都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
——政治改革首先要培训普通民众，使他们有公民意识，使他们知道谁是自己真正想要投票选举的人，知道如果这个人拿到了他们的选票会做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又会对政治和社会发生何种影响，这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过程和方面。
社会变迁与体制建构
受访人——裴宜理（EizabethJ.Perry）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和谐社会，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社会公正，另一个是社会稳定，因为政府对社会抗议仍有顾虑。在我看来，社会抗议也许在许多方面其实对中国有益，因为通过社会抗议，可以使中国的领导层感知民意，知道有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存在。社会
和谐不意味着压制社会抗议，我觉得社会和谐是一件好事。
——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会孕育出不同的对于权利的独特理解，这些理解都应被包含在普遍的人权概念里。我们也应意识到政治权利、参政权、福利权、生存权以及工作权、退休权的重要性。这些权利应是构成理想而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基石。我希望看到中西方关于权利概念的对话，这样便于我们理解不同的传统对丰富权利概念所作的贡献。美国对权利的理解不应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我认为美国人所强调的权利概念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但那不代表权利概念的全部含义。
——中国的政治抗议更可能增强中国的政体而非削弱它。因为我觉得这些政治抗议可以让中国领导人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出在哪些地方，并允许领导层以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嬗变
受访人——华琛（James L.Watson）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
——我始终坚信一点，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你必须观察家庭、亲属制度、婚姻和财产关系。所有这些东西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而财产是根本。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有一点是恒久的，那就是由财产界定权力、身份、地位和其他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是由财产性质的变化而引起的家庭和亲属关系制度的变化。如果你改变了财产关系，其他一切就会跟着变。
——如果你想看现实中的亚洲价值观，你用不着去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或新加坡，因为那里已经不再是亚洲价值观的中心了。如果你真的相信儒家思想，你完全可以在美国、印度北部或墨西哥的农村地区找到它，你也会在那儿发现亚洲价值观。
——我*好的工作就是“动摇”我的中国学生，困扰他们，使他们不安，消解他们作为局内人对中国的原有理解，这样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就会带着全新的眼光观察它。我觉得世界历史上*灿烂的成就之一就是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中国的国家政府
——包括帝国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以来——保持了民众对中国人身份和统一的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中国地域之广袤多样如同一床五光十色的“百衲被”，就是像我祖母用各种颜色的碎布缝出来的一床大被子。我眼睛里的中国是“异”，而你眼睛里的中国是“同”。
寻求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
受访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
美国著名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勒鲁瓦·威廉姆斯（IJemyB.williams）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研究方法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读原始文献，然后试图理解它们。首先还是要看原始资料，因为世界各地的政治家总会暴露真实的自己。
——我认为铁三角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政治。西方国家与此不同.在西方国家里也有一个领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官僚体系，但是社会在铁三角之外，包容着这个三角。
——改变一个制度给你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还要大，这就需要一个充满勇气的领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中国法治化：打造“第二长城”
受访人——安守廉（William P.AIford）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亨利·斯蒂姆森（HenryLstimson）教授、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要研究法律，就得了解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等，因为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在影响着法律。要了解中国法律，就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事实上，不只是对中国如此，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
——中国的处世哲学是乐观主义的，讲求人性善，注重用道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来管理社会。反观西方人，则不这么乐观，比较强调外在的管理与约束。这两方面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都比较有特点，各有长处，是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的。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在建立起来自己模式的时候，都需要做两件事情。一要关注自己本国的特色、自己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应该注意世界的趋势、世界的义务，这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回避的。
法律改革的两难：职业主义与大众主义
中美关系与我的中国法研究
中国的软实力与对外交往
巧实务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应完整地看待新中国的历史
在细微处观察中国历史
和平：国家间交往的良性基础
崛起的中国与蓬勃发展的哈佛中国学
附录一 本卷采访人、合作者简介
附录二 三十年河西 哈佛看中国
后记

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 节选

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
受访人——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
主编手记
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忙人，讲课、作报告、看书、写论文、组织会议、办讲习班、接待各地特别是从中国来的客人、出差等等，日程排得满满的，和他约见一次实在是不容易。尽管如此，他还是抽出时间，对本书主编组织的“哈佛看中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系列访谈活动”予以指导，不仅帮助推荐和联系专家，还**个接受采访，为整个系列访谈活动开了个好头。2008年10月1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九周年国庆日，托尼·赛奇在他的办公室里应邀接受采访。采访活动从10月1日开始，俟后又进行了两次交谈。几次访谈的内容，都是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下一步应当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等问题展开。访谈稿件定稿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院网、《南风窗》等数百家网站和报刊予以刊登、转载或摘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张冠梓：托尼·赛奇教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们很容易回想起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和新的历史起、点。现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在讨论、评估这次会议的意义，您是如何看待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
托尼·赛奇：历史地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不多见的、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次会议，这点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其实，在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也都意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如此，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万万没想到中国从此会发生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中国与欧美有很大的不同。歇洲几十年来自然有变化，但不怎么大，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生活并没有太呔的不同。虽然近些年来有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但代与代之间是容易相冱理解和沟通的。中国就完全不同了。

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 作者简介

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人，法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全国青联委员兼哲学社会科学届别组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少数民族法制史、法律人类学与法律社会学。主要科研成果有：《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作为法的文化与作为文化的法——南方山地民族传统法的演进》、《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九、第十册)、《多元与一体：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律》等。先后获北京大学“五四”青年科学论文一等奖、中国法律史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第一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金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