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本分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秋风的文章结集，内容涉及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比如政府的目标是追求gdp的增长，还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好国？腐败真的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吗？中国的企业家到底有没有原罪？中国人何以能够容忍黑砖窑这种野蛮的奴隶用工制度？如何调整贫富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以土地垄断和房屋供应垄断为特点的房地产如何转型？茅于轼先生曾如此评价秋风：独立的精神，跨学科的知识根基，犀利的分析眼光，并断定像秋风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著名学者陈志武、于建嵘也亲自撰文，特别推荐。此书会使你对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政府的本分 本书特色

没有权利，何来尊严？陈志武、茅于轼、于建嵘撰文推荐。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政府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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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本分:基于民众权利的中国政治与中国经济》： 秋风被茅于轼、陈志武等知名学者推崇为“当代中国稀有的知识分子”， 他所具有的独立的精神，跨学科的知识根基，犀利的分析眼光，使其挺拔秀出于当今学界。本书是其近年的文章结集，内容涉及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比如政府的目标是追求GDP的增长，还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好国？腐败真的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吗？中国的企业家到底有没有原罪？中国人何以能够容忍黑砖窑这种野蛮的奴隶用工制度？如何调整贫富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以土地垄断和房屋供应垄断为特点的房地产如何转型？此书将会帮助读者对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有一个清晰透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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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中国过往二十多年改革，误打误撞地在事实上奉行这样的原则，即，民众创新在前，政府承认在后。因此，如果你坚持说小产权房违法，那也必须说，中国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是违法的，如果小效产权房要炸掉，那今天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得炸掉。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开发商垄断城市房屋供应，这一古今中外罕见的双垄断模式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农民丧失了获得土地转换用途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增值收益，这些收益被政府和地产商瓜分。尤其有趣的是，政府从农民那里获得的是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但转过脸来出让给开发商并由开发商移交给市民的，却只是70年的使用权。政府用一只普通鸡蛋的价钱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应当成为社会的支柱。但假如八成人口依赖政府，那中产阶级就将居住在政府提供补贴、并规定了居住面积的房子里。他们是政府的佃户，连自己最起码的财政独立都做不到，是贫乏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成为私人产权、平等、法治的支持者，而将成为等级制度、国家保护、财政补贴的支持者。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要求政府来补贴大多数人的住房，不是一种正确的解决办法。古往今来，所有文明社会的自由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这个意义的房屋，才是个人自由的堡垒。一百多年前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转轨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制度转轨的内容当然十分广泛，仅以经济领域而言，至少包括建立、完善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制度、市场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的主要制度、国家与市场之间确立其恰当的关系等。仅这些就已涉及到广泛的规则体系的调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调整就在进行当中。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十分活跃的主流经济学界，似乎忽略了这样的时代主题。相反，他们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业绩，并且错把经济增长当成了制度转轨：因为过去若干年中国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他们就直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足成楷模了。今天，无数民众已经提出了质疑：如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我何干？经济确实增长了，但民众的负担似乎加重了，甚至在很多时候，民众觉得自己的权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受到了侵犯。民众的这些感觉也许没有统计数字那么精确，但是，作为公共问题，民众的感受要比统计数字更值得重视。概括而言，我想说明，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到释放；在此之外，政府运用其权力促成了某种“强制性增长”。两者相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十分出色。而获得这种强制性增长的前提，恰是政府依然掌握着广泛的控制权。据此，各级政府可以利用权力动员各种资源，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权力所促成的繁荣是有代价的，这包括官员腐败、企业家频繁落马、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当然，最大的代价是，民众对市场化过程本身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转轨的前景，反倒显得十分模糊了。《大国崛起》电视片肯定了民主、法治、市场的作用，但在其叙事逻辑中，这些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那些物质性力量的快速增长。同样是这样的逻辑，让中国部分官员、学者对印度模式大不以为然，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民主、法治如果不能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就没有用处，假如妨碍了经济快速增长，那就不如不要。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曾说：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国家就跟盗匪团伙没有区别。所以，中世纪的普遍信念是，国王在上帝与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才享有统治权。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的“礼治”背后的政治哲学：天子与诸侯的统治权来自于礼，而非力。乍一看也许有点奇怪：近代哲学无不奢谈自由，但最终大多以权力迷信告终，不论是一人独裁的权力，还是某个集团的权力，或抽象的人民的权力，而“权力”一词在古典与中世纪哲学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权力崇拜”构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二是对财富的迷恋：国家把金钱、制造业等等视为国家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催生了历史上第一套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它倡导通过制造垄断、设立专利权、限制进出口、限制本国货币外流等方式，为国家积累财富。此后大多数经济学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气质。 大国梦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指望依靠权力、实力让国家成为大国，享有支配他国的荣耀，本质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与其说英国是一个“大国”，不如说是英国是一个“好国”。“大国”不过是英国人追求好国家的附带结果而已，好国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结果。正是这个优良的政体，让英国人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并未丧失自由，反而不断扩展自由与权利；同样是这个优良政体，让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安排胜他国一筹——尽管殖民统治本身无疑是丑恶的；事实上，英国各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普遍沿用了英国的法律制度与宪政框架。后来在帝国衰落过程中，英国人的自由与福利也并没有遭受损失，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英国成为大国中唯一经历大国自然衰落而未遭国破家亡命运的国家。吴向宏很快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没有资格轻视拉美。吴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相信，墨西哥是一个比中国富裕得多的国家，尽管墨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六倍！顺便引用吴先生的一句话：“看看最近几年从普通大众到所谓知识精英的议论吧，除了欧美一流西方强国之外，谁还被我们放在眼里？”用经济效率来反对法治和民主，乃是思想偷懒的产物。经济增长、法治、民主、甚至人民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社会及其人民的生活来说，是同样重要的。钱不是唯一，投票权同样重要。无奈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制造了盲点，每个行当的专家都受其视野限制而看不到其他价值的重要性。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压倒其他价值。此时，明智显得极为重要，而明智，先贤已经说过，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问题是，如果片面地强调做大饼，把其作为整个社会唯一重要的事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则做大财富之饼的过程，就会真的变成牺牲一切的过程。其中，包括一部分人抢夺另一部分人的饼。这样一来，尽管从总体上看饼确实可能做大了，但这个饼却变味了，或者有些人被挤到了餐桌边缘。如果进行国际对比性调查，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贪欲可能是最强烈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金钱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不管他/她是商人、市民还是教授、官员。追逐财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政府至少应当知道，自己可以消极地不做什么。比如，一个明智的政府，不会把经济与财富增长作为其施政的唯一目标，甚至不会将其视其为头等重要的目标。相反，政府的功能首先是维护正义的秩序。因为增长导向而导致政策及官员行为带上强烈商业精神，民众自然会把这种商业精神放大到极端地步，这种社会真的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尽管可能挺繁荣，但却很贫乏。一旦到了经济增长放缓、改革主题重新浮现的时候，人们将会发现，改革的难度出乎意料地大。原因在于，各级政府为了刺激高速增长而出台的这种保护垄断、制造特权的法律、政策，已经培育出了一个庞大而又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仅有原先的垄断企业、权贵企业，还新增加了强势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近些年某些行业市场化改革中，人们已能看到这些企业的倾向和力量。中国社会启动转型已经二十多年，但现在，官员们谈论起自己辖区的“经济”，就仿佛谈论一个企业或家庭。我相信，大多数经济与社会难题可能源于，这种误导性概念在官员心目中已根深蒂固。在所有计划经济国家，要素的官方价格都严重偏离国际市场水平，也偏离供需所确定的价格水平。因而，国有企业所获得的剩余，不是来自于创新，不是源于知识的增加值，而是来自于资源本身，源于官方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价格或正常供需所确定的价格之间的那个价差。因而，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就是，不断地投资，不断地投入廉价的资源。知识上的后发优势，加上人为抑制的要素价格，让计划经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维持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实际上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权力获取资源租金。“计划心态”弥漫于整个社会。政府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发展经济的主体，把发展经济视为政府的主要甚至唯一职能，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最终、也最有效的办法。政府官员也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能力让经济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行政控制手段，人为地长期维持低利率。90年代中期以来利率水平一直很低。而依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人为地将利率抑制在“自然利率”之下，必然导致全社会生产过程拉长，资源向中间投资品的生产环节转移，用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资源则趋于萎缩。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也被人为抑制。地方政府对土地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连中央政府都拿这种权力没有办法。大量商业用地是以政府征地或拆迁的形式进行的，政府可以依靠强制性权力，将不公平的交易条款强加给农民或拆迁户。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对有些企业甚至承诺免费供应土地。现有的户籍制度则压低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在沿海工业地区，工人基本上是外来人口，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他们无从参与本地公共生活，其诉求无法表达，其财政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出于群体的自私，在这些工人主张自己的诉求而与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服务于本地民众的政府，通常不向作为外来人口的工人提供行政与司法救济。这种权利匮乏，导致工人丧失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其工资丧失上涨动力，其工作条件也无从得到改善。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奇好，却没有产生伟大的企业。印度却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公司。还有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这套增长机制每天在诱导企业家犯罪，因而，中国企业家的犯罪率肯定是世界各国最高的。从前那些国企强人在风光无限之后一个个落马，在最近若干年发展最快的房地产业，能有几个开发商洁身自好、没有卷入权钱交易？健康的经济增长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如此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保持长远增长的基础。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实有必要超越浅薄的实证主义，讨论增长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体现于增长的结构、动力及其财富分配格局中，这些决定着增长能否持久而稳定；也体现于增长的社会、文化与精神后果中，即增长是不是有助于人的圆满，而不是把人工具化，变成增长的工具和财富的奴隶。国家并不直接追求增长，而致力于追求正义，以保障个人的自然的自由为其主要目标。但这种努力却能带来了一个良好的非意图后果：经济获得了平稳增长的基础。由此得到的增长是自然的，并不是说国家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发挥了一种背景性作用，支持性作用。

政府的本分 作者简介

姚中秋（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兼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大学接受历史学训练，但热衷理论研习。从1998年以来，长期从事时评写作，为国内重要时政、财经媒体撰写经济、政治、文化评论。部分文章结集为《为什么是市场》、《权力的现状》两书。学术研究集中于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现代中国的宪政主义传统，著有《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卷》等。翻译出版阿克顿著《法国大革命讲稿》、布鲁诺·莱奥尼著《自由与法律》、霍布斯著《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卡尔·门格尔著《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货币的非国家化》、波考克著《古代宪制与封建法》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