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内容简介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以清末民初的上海为重心，考察近代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的历史行程中所产生的急剧变化和所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之中多篇文章皆以“人”为本位，包括城市的管治官员、士绅、商人，以及一般市民，注目点是他们在大时代中所作的调适。除此以外，贯穿《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的还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在近代各种变迁冲击之下，在上海这个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其“公共空间”也相应地出现了很大变化。《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以“衙门”（以上海道台为中心的道署）、“会馆 / 公所”、“局”、“堂”等作为考察的对象，分析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本地及外来各种力量对这些“空间”带来的变化，由此对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提出一个较为新鲜的看法。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本书特色

《晚清上海》以“衙门”、“会馆／公所”、“局”、“堂”等作为考察的对象，分析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本地及外来各种力量对这些“空间”带来的变化，由此对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提出一个较为新鲜的看法。书中包括了：上海开埠后广东帮与宁波帮的竞争、清末上海的文化张力与“双视野人”等内容。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前言

我对近代上海历史发生兴趣，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研究院的时候。那时我醉心于中国近代史，但学不专纯，好多务杂，而尤喜欢读野史稗史。其后得王师德昭指导，才较为专心学习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并在此一范围寻找硕士论文之研究题目。硕士研究两年的成果，便是我的**本学术著作《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林乐知（Young J.A1len）是19世纪中叶由美国到中国去宣教的传教士。他的大半生都在上海度过，主要是传教、兴学和办报，也间接参与清末的洋务运动及百日维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变及现代教育、出版业的发展与推广有很大的贡献。本书中的一篇有关林氏创办中西书院的文章，就是从当年的研究衍生出来的。
研究林乐知对我个人的学术之路影响甚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就是上海研究。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以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行程中所引起的一些重要课题，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和分析，收入《十字莲花——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论集》（香港：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一书中，已由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目录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节选

上海开埠后之官吏对现代化的态度，在此不能逐一叙述，上面只举洋务运动期间的数位上海道台为例，说明在*现代化的都市之中，同时又是官办新兴工业的负责人——上海道台，并非如一般人心目中的“洋务通”。他们有相当强的“保守性”，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执著，且过于斯时许多洋务大官僚如李鸿章、丁日昌等人。
如何去解释这种既“开放”又“保守”的态度？现代化倾向和传统之间有否矛盾？为什么这些人在上海道台任内有“双面人”的表现，但退休后又显出较为单一性的保守——继续做他们的传统绅士或忠臣孝子？
我的解释是“责任”，是作为上海地方*高行政长官的双重责任。作为地方官吏的责任是管理地方上的治安、行政、教育和民生福利，这些责任和传统的文化、道德是互相配合的；但在上海开埠后，上海道台的责任增加了，包括应付外交和管理或监督官方的洋务事业，而这些事务许多是上头或外面加诸地方官身上的，由不得他去选择。意思是他有两重的责任，既有现代化的一面，也有传统性的一面。他要应付上级洋务官僚的要求，也要体恤民情、顺应传统士绅的需要。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现代和传统基本上不是可以选择的取向，而是需要兼顾而又能平衡的责任；一旦失去平衡，那么就会有一方面失职，得罪任何一方都难免有丢官去职之祸。从这些道台的折中主义及有时候难以解释的矛盾政策看来，他们*关注的是平衡其矛盾与责任，而非自身对传统或现代的信念、承担（commitment）或爱恶。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梁元生，1949年生于香港, 籍贯广东云浮。1972年毕业于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历史系，获甲等荣誉学士学位，1974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1980年获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及美国加州州立大学，1992年后回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2004年升任历史学讲座教授, 并于同年8月起出任崇基学院院长及历史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