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956:百花时代》里所要评述的，是发生于1956年的中国的文学现象。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这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曾被人称为“百花文学”。仿照这一称谓，我们可以将所要评述的这个历史时间，称之为“百花时代”。

这个称谓的由来，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提出了并开始实施被称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方针的提出，有着国际上的和国内的深刻的背景。它的名称，采用了一种描述性、想象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并与中国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历史情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相联系。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也让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一口号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总之，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勾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同的憧憬。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空间似乎一下子拓展了，变得开阔了起来。历史也许并没有单一的主题，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应该说是有相当一致的意向。

精彩摘录

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的人担心这里隐蔽着某种谋略，如当时有人所言，他们的顾虑重重，是怕打击报复：“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他们对提出这一方针的中央倒是信任的，但是，“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著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还处在“摸底阶段”，“他们还在猜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为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

——引自第52页

同期，还翻译转了苏联（く共产党人》杂志在上一年发表的专论：《关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同题》。这篇专论，不指名地批评了马林料大的观点。1952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时苏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其中谈到文学艺术时说：“文学家和艺术工作者必须时刻记住，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它不仅仅是最普遍的、时常发生的和平常的现象。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刻画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掘它和强调它。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引自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