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山文集(全四卷) 内容简介

《董乐山文集》全4卷，董乐山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其扎实的语言功底及所译作品深邃的思想内涵，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本书收录董乐山的各类文章，包括小说、诗歌、剧评、杂文、随笔、书评、论文等，不同文体构成了他创作的全貌。
《董乐山文集》(全4卷)
主编： 李辉
出 版 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条 形 码： 9787543442740
出版时间： 2001-5-1
开本： 小16开
页数： 全4卷
定价： 128 元
内容简介
**卷分为：小说与诗、麦耶剧评、自己的世界、附录四部分。
小说与诗收录已搜集到的董乐山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与诗歌。
麦耶剧评收录已搜集到的董乐山40年代以“麦耶”为笔名在上海发表的剧评，其中包括书评两篇。注明了发表时间或写作时间。
自己的世界收录董乐山所写与个人经历有关的种类文章，包括回忆录、怀念他人的文章等。能反映个人生活状况的序、跋也选入此辑。
附录收录他人关于董乐山的文章、两次追思会的座谈纪要等。
第二卷分为：译后漫笔、翻译甘苦、译余废墨三部分。
译后漫笔收录董乐山所写与自己翻译作品有关的种类文章，包括序跋、随感、漫笔等。
翻译甘苦收录董乐山所写与翻译理论有关的种类文章，包括翻译理论探讨、翻译批评、词典编撰、语言综述等。
译余废墨收录董乐山所写关于翻译心得的种类随笔。此辑文章主要从具体词句或掌故入手，大多短小、随意。董乐山曾在《读书》开设“译余废墨”专栏，并出版过同名著作。
第三卷分为：边缘人语、书话与书评二部分。
边缘人语收录董乐山所写杂文或社会随笔。
书话与书评收录董乐山所写书话和书评，其内容以介绍一本书为主。
第四卷分为：美国，啊，美国、美国的罪与罚、海外古今谈三部分。
美国，啊，美国收录董乐山所写关于美国历史、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史话和专论性的文章。
美国的罪与罚为董乐山1998年出版的研究专著，基本按照初版本收录。
海外古今谈收录董乐山所写各类读书随笔，其内容不局限于单本书，而是带有概述性质的漫谈。董乐山曾开设过“海外古今谈”专栏，故沿用之。

董乐山文集(全四卷) 本书特色

★ 32开平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 200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董乐山被评价为“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其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西行漫记》等均堪称传世之作
★ 收集了从他40年代以“麦耶”为笔名写的那些回忆、剧评、小说，一直到晚年写的杂文、随笔、时评，足有140多万字
★ “与董乐山的名字有关的书，真正让出版社赔钱的只有一套：他自己的文集。”

董乐山文集(全四卷) 目录

董乐山文集(全四卷) 节选

《董乐山文集》编后随感——李辉
编选《董乐山文集》，使我有机会系统阅读董先生的全部作品：小说、诗歌、剧评、杂文、随笔、书评、论文、词典、译文……不同文体构成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创作全貌。我称他为“文人”，而不是一般而言的翻译家、作家，乃是觉得像他这样一个一生中涉猎广泛的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文体的界限这带来编选归类的困难、甚至职业的界限，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体，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无论有意而为或者不得不为，在他那里，*终都成为学识的积累和思想的深化，成为对自己意志的磨炼。也就是说，不管处在何种状态何种环境，他*终都能找到一种寄寓思想和才华的方式。他坚定地走在漫长的精神之旅上，以知识与思想破解迷惘，以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的热望支撑信念。尽管他并非豁达爽快之人，也从不以阿Ｑ精神而自娱，但他绝对排斥委琐，反对碌碌无为。有这样的状态，他就不至于总是陷在怀才不遇、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而是能摆脱一时的委屈，一步步扎实地往前走去。可以说，他的生命从未停滞，从不苍白，*终以综合素质的积累，在翻译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成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一个堪称典范的代表人物。
董乐山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他在大学的专业是学习英国文学，但较之研究，文学创作对他更有吸引力。四十年代他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飘逝》写那种常见的男女之间的“三角关系”，于戏剧性巧合中渲染出年轻人的哀怨，走那种常见的爱情小说的路子。《裁员》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颇有讽刺、冷涩的韵味。面对裁员时不同科员的表现，小公务员身在上海大漩涡之中的委琐性格，官场的冷酷与人际的无聊与无奈，被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看得出，作者从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形象”的描写那里得到启发，同时，对上海现实生活有着敏锐观察和体验。他在《裁员》中表现出来的风格，在中断几十年后，又在“文革”后创作的《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等小说中呈现出来。仍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命运的嘲讽意味，只是显得更为老到辛辣，这自然得益于他当右派多年的磨砺体验，得益于他对奥威尔作品的熟稔。
当年在四十年代的上海，董乐山*为人称道的是他的“麦耶剧评”。他以“麦耶”笔名崭露头角时，还不到二十岁。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评点名家与明星，毫不心慈手软。然而，他绝非仅仅凭一股火气在那里闯荡天下，相反，他的剧评颇具创见，分析透彻而到位，笔锋犀利，读来如同行家里手的老到之作。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麦耶”一时成为上海影剧界风头出尽的人物。
描写秋瑾、徐锡麟的话剧《党人魂》作为历史剧，在麦耶看来并不成功：“所谓教育意义，决非化妆演讲，而是通过戏剧的发展影响观众的。《党人魂》自始至终，慷慨激烈的演讲太多，以至全剧演员无戏可演，观众无戏可看。”
曹禺改编的《家》，麦耶认为尽管作为剧本本身是“罕见的好剧本”，但由于曹禺在创作《北京人》之后，学习契诃夫而导致过多应用许多小事件和小细节，结果与吴天的改编本相比，曹禺的《家》舞台效果就不免显得沉闷。
唐若青名列上海话剧界“四大名旦”，麦耶并不否认她的演戏天才，她所扮演的繁漪、金子、陈白露，无不才华横溢。可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唐若青的明星派和腐化恶习。他甚至用相当激烈而尖锐的言辞这样说：“我们承认唐若青过去的功勋与成绩，可是就目前而论，她不仅自己个人是在堕落中，而且，她对话剧界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是罪不可恕的，必然地，她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而毫无姑息地撇弃！”
年轻的董乐山便是以这样的批评风格出现在上海文化舞台上，这是他的精彩亮相。收在文集里的“麦耶剧评”尚不齐全，但在半个世纪过后，仅仅这些汇聚一起的剧评，也足以把老上海舞台的种种风情生动地展现出来，读它们，仍可以感到一股虎虎生气卷着文化余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它们，从中不难看出后来的董乐山文化性格的*初形态。
五十年代开始，董乐山一步一步远离了文学。*终，翻译成了他的职业，这实在是他不得已的选择。
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艺术评论家，董乐山可能是引为终身遗憾。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翻译界的万幸。他以稳健的步履向译坛走来。早年所接受的中西文化的熏陶，从事过小说写作和剧评的语言锤炼，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思想深度，诸如此类的综合修养，无形中奠定了他成为一代翻译大家的坚实基础。他注定要在这个领域大展身手，傲然而立。
在我看来，从性格素质的组合来讲，董乐山具有成为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充分条件。一方面他才华超人，思路敏捷，精神一直处在活跃状态，显得生机勃勃，有时甚至给人以恃才傲物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却耐得住寂寞，不爱交际，能够屏气凝神倘佯在枯燥、劳累的翻译之中自寻安慰和满足。卷帙浩繁的译著虽能说明这一点，但*令人感叹的则是《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这本辞典费时十多年，倾一人之力编撰而成，涉及美国社会生活知识的各个方面：书刊上常见的典故或典故性专名，如人名、地名、街名、商店名、商标名，而人名中又包括真人和小说、电影中的虚构人物；带有典故色彩的短语，但不见于一般词典；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很熟悉，但还算不上是成语的词语；一些英语新词层面。能够不急不躁地编撰出一本辞典，充分体现出董乐山严谨、扎实的学风和渊博的知识，而这，正是他之所以轻车熟路地走在翻译之路上的保证。我们可以从他撰写的大量“译余废墨”文章感受到这一点。
读董乐山的翻译，实在是一种享受。在他之前的翻译家中，我很欣赏巴金和萧乾的译文，觉得那是将“信达雅”结合得较为出色的译文。董乐山的翻译达到了同样的境界，而且更为中国化，但又不失英美著作应有的味道。这就难怪在他去世之后，一些翻译家呼吁应该好好总结董乐山的翻译经验，并把他誉为新一代翻译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董乐山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岁月的磨砺，早早地让他变得成熟而深沉。他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弱者——虽然他许多年里一直是弱者，他也不是思想浅薄随遇而安的庸碌之辈。他知道智慧与知识对一个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意义，他更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放飞无限的思想和情感。他并不是随意地走在翻译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仅仅把这作为打发时光消磨生命的一个过程。恰恰相反，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关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他可以在里面自由呼吸。
1960年，已经身处逆境的董乐山，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英文原著。作者对希特勒纳粹帝国形成与灭亡的全景式描述，以及在描述中的严谨历史态度和生动文笔，使董乐山马上意识到这是值得翻译过来向国人介绍的巨著。野蛮与文明的对峙，兽性对人性的蹂躏，诸多主题集中呈现在这一著作中，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人类史上的黑暗。于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带罪之身，当即向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出版，随后他和李慎之、郑德芳等人开始了翻译，并由他三次通校全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翻译选择，实际上是为自己后半生确定了一个*好选择。他所酿就的知识与思想的诗意，在告别文学之后，重又在翻译这个园地里漫溢开来。
可以说，当董乐山*初决定动手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时，这种翻译与人生的关系便开始形成。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生前*后出版几本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他的思想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译著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且不会因他去世而为人淡忘。相反，人们在阅读他的文集和译文集时，会时时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当人们倾听之时，坚毅、执着、慈祥的董乐山在美妙回声中微笑。
这便是一个编选者在完成工作之后的满足。

董乐山文集(全四卷) 相关资料

董乐山在“1984”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是《1984》的第一句话。
写下这句话时，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一定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将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出版。将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董乐山却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巨大的反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的隐喻小说，《1984》于1949年在伦敦出版，1979年在中国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译者董乐山认为：翻译这本书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信念的一次坚持，正如他年轻时参加中共地下党运动一般。
理想引导全家
单纯从家世来看，董乐山无疑具备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充分条件。
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如果有人硬要从履历寻找什么先兆的话，那就只有他的学历了：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对多年后他翻译来自英国的《1984》而言，也许只是个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的董乐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沦陷区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并悬挂汪伪国旗发起激烈抗议，因此被开除。他并未气馁，更把弟弟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抗战结束后，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董乐山等人又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来了。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拒绝了，留在了大陆。他并非职业革命者，但从当时他手不释卷的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来看，至少心向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但董乐山并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有心思翻译。他正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对这个新政权的服务中。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兰向来都为这个额头宽宽戴副眼镜、一身书生气的三哥对她的关爱，而感觉自豪和温暖。
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解放前三哥推荐他报考的“共产党活动中心”——浙江大学毕业，也分到北京。80岁的时候他还对哥哥当年的话刻骨铭心：“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几年后，董木兰以“革命干部”身份，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了。”
从这封信后，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二哥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几次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保证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苦中作乐
1957年，刚在“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质量不好。
“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孤傲。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他的妹夫，同时被划为右派的伍文煦说。
被剥夺翻译权利的董乐山当了一名基础英文教员，后又在新华社打下手管理资料。在地下仓库里，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书被当作垫脚的砖头泡在水里——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两个星期内，他读完了这本130万字的著作，马上通过朋友向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由他领衔翻译的这套书在1963年出版。虽然是内部发行，但仍产生极大轰动，一时奇货可居，连董乐山自己家里留的一套都被借丢了下册。
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只是董乐山本人不甘荒废，在政治风暴中苦中作乐而已。据他的儿子董亦波讲，“文革”期间，董乐山有一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因此被关入牛棚，被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为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一直被关到只剩自己一个人。
“有一次，我和我母亲去看他，关他的‘造反派’告诉我们，他还有‘罪行’没有交代，叫我们要他赶紧交代。他见到我们时，当着监视我们的人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董亦波在电子邮件中对记者回忆。
直到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时，董乐山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来断了一只胳膊，这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受他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随”了他的处境——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后果可想而知。
后来，有一次相见，董乐山抱歉地对妹妹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
今天的董木兰说，她并不责怪哥哥。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
千字4元
70年代后期，董乐山才恢复工作的权利。这时，他注意到了《1984》。
在新华社工作时，董乐山曾经看到过奥威尔的名字，当时仅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对“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等句子，并未用心去揣摩。
这一次不同。
“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十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说。“《1984》在今天仍有价值……只有彻底否定了……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同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5000份的印数，又是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1984》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版，是在1985年。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著名学者林贤治向记者回忆：那一年，花城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蔡女良决定，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一套《反乌托邦三部曲》。这三部曲便是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
定价1.75元的《1984》获得了广东地区优秀翻译奖，董乐山本人获得了一座缪斯女神像，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出版并未引起什么轰动效应。这一年全世界有更重要的事要关心：中国裁减百万军队，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铁幕”的松动。
董乐山将这本新书送给了自己的弟弟董名山——他平反没几年——原话是：“你看看吧，这书……挺好。”
至死不泯的信念
两次内部发行的《1984》迅速在知识界掀起一波激流。
花城版的《1984》和第一次刊登它的《国外作品选译》，受到热捧，因为印量较少，不断地在社会上转借、转手，奇货可居。
1988年，花城出版社再版了《1984》，这一次，是公开发行。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回忆，1994年初，他从朋友处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公开发行的《1984》，不到一周就被借走，再也追不回。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给他书的朋友。
1980年，一个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拿到了几本《国外作品选译》。他在回忆中写道：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学生的名字叫王小波。
至今，《1984》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1984》给董乐山带来了巨大声誉。由于他，中国读者得以在对这本政治隐喻小说的全球性阅读、理解中，不至于落得太远。
在中国，《1984》、乔治·奥威尔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关键词”。在2008年末的中国，一家南方报纸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本书”评选中，《1984》榜上有名。
这一书榜上，还有另外两本董乐山领衔或参与翻译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3本——30本，1/10都跟董乐山有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多年研究文化名人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李辉评价：晚年的20年，是董乐山一生真正的工作高峰期。而《1984》，不过是董乐山这段翻译工作的开端之作。
这段时间，董乐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基本上以每年一本的速度进行国外名著的翻译或推介工作。《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古典学》《第三次浪潮》以及反极权主义小说《正午的黑暗》……他还重新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的侄子董森林回忆，他去探望晚年的三叔，发现董乐山与妻子各居一室，埋头写作。“桌上堆满书稿，满屋都是（单词）卡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过度劳累的工作夺取了董乐山的健康。“一位瘦弱的长者，屋子里是一股煮中药的味道”，令当时的每一个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其间，在美国的二哥邀他出国定居休养身心，他拒绝了。
何以这么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艺研究室副主任潘晓松说，当年的董乐山并没有翻译书的工作任务，译不译、译什么、译多少，都是他自己说了算。翻译的方向和效率，都是董乐山自己选择的。
“这些译作中间埋藏着一条思想线索。”林贤治说，董乐山晚年的译作，全都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充满人文启蒙的社会责任。
李辉认为，董乐山晚年发愤工作的动力，是几十年失去工作权利，怀才不遇而积累的情绪。“这种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更深刻。”
需要强调的是，董乐山和奥威尔的晚年一样，都以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以此作为工作的思想基础。
林贤治引了两段话，一段是董乐山翻译的奥威尔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
另一段是董乐山在《正午的黑暗》中所写的译后记：“……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
“如果不翻译这么多书，而是好好休息，他不会死那么早。”潘晓松说，“董乐山绝对是积劳成疾。”
死后超脱
一生历经坎坷的董乐山，至死也没有改掉耿直和孤傲，晚年还变得更加敏感。
1997年，二哥董鼎山从美国回来。兄弟二人见面10分钟后，董乐山就严词斥责哥哥“涂脂抹粉”、“粉饰太平”，二人不欢而散。实际上，董鼎山只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核大战而已。
此前，董乐山曾对侄子董森林说：20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和专制的世纪，“我一生的理想已付之东流”。个中缘由，董森林认为是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和“文革”等。
“我想他的心灵势必受到了创伤，心情抑郁使他后来患上了不治的癌症。”与董乐山同为美国研究所“三驾马车”之一的翻译家，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这样评价董乐山。
1999年1月16日，病入膏肓的董乐山拒绝了最后抢救，静静地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他的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坐东朝西，面对太平洋遥望中国。“他在这块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定居加州硅谷的董亦波说。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命途多舛。包括梅绍武本人在内，“三驾马车”如今已全部去世，病因均为癌症。
今天，翻译界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像“三驾马车”那样的翻译家，那样的翻译行为，再也不会有了。
关键的变化在于社会的价值取向。二三十年前，翻译家想翻译什么，就能出什么。只要出版社的编辑觉得这本书对社会有价值。冷僻，卖不出去？不要紧，出版社有国家补贴，“赔这笔钱，就是为了做社会文化事业的”。
如今，出版社首先考虑的现实问题是——钱。国家拨款已成历史往事，他们必须考虑这本书是否能卖出去，至少印5000册才能保本。光叫好不叫座的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今天，想说服出版社出版一本很冷僻的西方人文著作，已经是一种奢侈。基本不可能。”一位曾和董乐山合作过的翻译家说。
然而，董乐山生前并未享受过“国家补贴赔钱”的待遇。他翻译的一系列书籍，即使今天看来再冷僻，都既叫好又叫座，从来没让出版社赔过钱。原因很简单：“文革”后的中国，正是对知识最渴求的时刻，图书市场却几近空白状态，既没有畅销书、成功学，也没有股票证券、网络文学。勿论《1984》这样充满神秘感的小说，就是厚重的大部头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都能在公开发行后接连再版，畅销热卖。
与董乐山的名字有关的书，真正让出版社赔钱的只有一套：他自己的文集。
《董乐山文集》出版于2001年，收集了从他40年代以“麦耶”为笔名写的那些回忆、剧评、小说，一直到晚年写的杂文、随笔、时评，足有140多万字。通过李辉的牵线，河北一家出版社自愿赔钱出书。价格定为128元以尽量减少经济损失。许多大图书馆收藏了这套外观朴素的文集，借阅的人却很少。
这位一生追求理想的老人，死后终于享受了一次超脱现实的待遇。(作者：冯 翔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1-07)

董乐山文集(全四卷) 作者简介

董乐山，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从十六七岁起就开始活跃于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在当时很多刊物上发表过散文、诗歌、小说和剧评。194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界工作，当过记者。1949年后，董乐山先生到北京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主持新闻翻译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转向翻译外国作品，他的第一部与人合作的作品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确立了董乐山在翻译界的地位，被一些大学的英文系当作翻译教学的范文。
“文革”后的二十年是董先生译、著甚丰的二十年，文学创作和批评也逐渐回到了他的笔下，他的文章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他的视野不再囿于纯文学，而转向有更广阔内涵的有关人类命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他固然是一个学识渊博、卓然有成的学者和翻译家，但更是一个符合最严格定义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