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
★ 16开精装,辽海出版社出版
★ 《通鉴纪事本末》基本上沿袭了《资治通鉴》的封建主义思想观点,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
★《宋史纪事本末》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取材审慎,剪裁得当,用109个标题,以四十余万宇的较小篇幅,将北宋三百余年的史事加以整理,集中突出大事件
★每篇译文后均附“精评”,对其历史事件发生的意义,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作出具有学术价值的评价
《通鉴纪事本末》
本书系宋代著名史学家袁枢编著,共42卷,是袁枢根据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改编而成,如《宋史.袁枢传》所说:“枢常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改编时,既改变了司马光因袭过去编年体以年代为纲的体例,又不因袭历代正史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体例,而是另树一帜,创立了一种以历史事件为纲的新体例即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共42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周世宗平淮南”,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史事,归纳为239篇,其体例如《四库提要》所说:“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各为首尾,经纬明晰,节止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在此以前,我国史籍不外编年、纪传两种体例。这两种体例,虽各有所长,但缺点也很严重。编年体往往一事跨越数卷,不相衔接;纪传体记事又多是一事散见各纪传中,不免支离破碎,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或一事而隔绝数卷,首尾难稽”;“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因而这两种体例很难把历史事件的全貌集中地反映出来;而且卷帙浩繁,这就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困难。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纲,不仅眉目清楚,首尾分明,使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全貌一目了然;而且简明扼要,分量不大,便于阅读,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说:“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由于纪事本末体具有很多长处,可以弥补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不足之处,因而在史学领域中迅速地发展起来,自从《通鉴纪事本末》问世之后,后代仿效此书编著各代纪事本末者相继不绝,目前历朝纪事本末已经连续起来,从古代直至清代,于是纪事本末体遂与编年体、纪传体鼎足而三,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归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遂又有此一体。”所以纪事本末体的创立,是袁枢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重大贡献。当然,纪事本末的形式,自古有之,比如我国*早的史籍,就已经有专门记载地理的《禹贡》和专门记载阴阳灾异的《洪范》,它们都是原原本本有头有尾的;但它们仅仅是一部完整的史书中的个别篇章,不足以概全貌,只是编年体的一种补弃形式。纪事本末之成立独立的历史编纂体例,还是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始的。
《宋史纪事本末》
本书共109卷,明代陈邦瞻撰,是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的又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了宋代(960—1279年)三百余年的历史。
《宋史纪事本末》一书取材审慎,剪裁得当,用109个标题,以四十余万宇的较小篇幅,将北宋三百余年的史事加以整理和集中,突出大事,比起《宋史》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部头史书来说,确有简明扼要的长处,体现纪事本末体的“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的特色。宋代三百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从这部四十余万宇的史书中得到大致的了解。同《通鉴纪事本末》相比,该书除记载重大的政治事件外,对有关礼乐、营田、封祀、灾祥、盐茶专卖、治河、学校科举、官制、道教等都设有专题叙述,对辽和西夏以及金和蒙古早期历史,几次重大的农民起义,都有较为简要的专题记载,表明该书所包括的内容反映了宋代社会历史的诸多方面,是一大进步,体现了陈邦瞻作为一名史家在见识上的高明之处。在《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陆续问世的十来种纪事本末体史书中,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朱》,被后世公认为是质量较好的两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对于我们今天初学宋史的人来说,仍然具有它的长处和价值。
陈邦瞻所处的是时代,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居于统治地位,他不能不受到程失理学的影响,把理学作为评价历史的理论根据。在对待李顺、王小波、方腊、钟相、杨太等农民起义的态度上,陈邦瞻当然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称义军为盗贼,推崇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员。更有甚者,书中还诬蔑杨太与刘豫伪政权相勾结,而连官修的《宋史》也没有说杨太与刘豫联合攻宋的事,以上这些,都是在阅读时需要加以鉴别和批判的。
《宋史纪事本末》问世后,从明末到清末,先后流传的版本大约有十余种。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以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西书局刻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改正不少错误,是目前*便于阅读的较好版本。因此,我们的白话《宋史纪事本末》即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
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终年75岁。他历任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考取进士,历任温州叛官、礼部试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寺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右文殿修撰、知常德府、知江陵府等宫职。他的主要著作《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任严州教授期间完成的。
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传。在陈邦瞻之前,山东临朐人冯琦曾起草编写宋代纪事本末体史书;南京侍御史沈越也曾用同样体裁编录宋代史事,并取名《事纪》。冯、沈二入所编录的书,都未能完稿。后来,由冯琦的弟子监察御史刘曰梧、应天府丞徐申创议,请陈邦瞻将冯、沈二书加以增订,合为一编,大约经历一年左右的时间,于万历三十二年完成全书。《四库总目提要》说这部书“大抵本于琦者十之三,出于邦瞻者十之七”(漏略了沈越的《事纪》),可见陈邦瞻为编纂此书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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