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1920-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 目录

1835-1920-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 内容简介

本人感到非常的荣幸有机会阅读林教授的大作并为之作序。林教授为了研究圣公会，花了七年半研读圣公会传教士的书信档案（英文手稿），实在是难能可贵且让人敬佩的生命投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过任何其他学者曾对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宣教，做过如此深入且有系统的研究。林教授可说是一位研究圣公会的专家。为她了不起的研究，对她表达崇高的敬意。林教授的研究帮助我作了一次更深的信仰寻根之旅，让我更深切地了解到美国圣公会怎样开始在中国的差传工作及其演变，帮助我洞悉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和中国教牧们的生命足迹及生命历程。她的研究使我更清楚地知道在此期间宣教之艰辛与困难，特别是在中国政治制度及时代浪潮转变之际，虽然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但教会的掌舵者却凭着无比的信心使教会这一艘船继续往前行驶与迈进。传教士们对信仰的忠贞、对使命的委身实在令人感佩，其中有不少是我弗吉尼亚神学院的学长，我深以他们为傲。

1835-1920-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 节选

笔者思量，这样的结果或许是因为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在1920年之后的岁月里，继续调整差会架构而减缓了中国教牧对郭主教及中国差会的压力。抑或是因为中国教牧日渐高涨的自主意识，让郭主教对他们的神学训练要求更多，使其无法立即提升其在差会和母会层面的知名度及学养实力。另一方面，基于郭斐蔚或其他美国传教士的差传经验，20世纪初期二十年中国教牧给予美国传教团队的文化震撼，使差会及传教士两者皆不放心让中国教牧在教会行政组织上，拥有太多独立自主的空间与权力。再加上1920年代的军阀混战及之后国共关系及中外局势更剧烈的变化，①只有让圣公会主教权杖由美国教牧移转到中国教牧的步调更趋缓慢。对郭斐蔚这位一生为中国差传努力的传教士而言，中国的乱局只有让他更谨慎地紧握主教权杖，力图保住圣公会在华差传事业的果实。
*后，就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在积极拓展在华教务时所发生的财务困难来看，笔者认为这可以显示所谓宗派型差会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上确实受到其属性的限制。在这段中国政治力无暇顾及对宗教的规划和限制的历史时空里，中国差会教务发展仍然无法拥有真正宽广的天空。如同他的前任数位主教般，郭斐蔚继续承受中国差会财务失衡对差会领袖所造成的身心负担与折磨。在差会与母会的对话上，旧的沟通管道时常使差会和母会差传总部关系交恶，而新的沟通管道仍待建立。即使母会派专人访查教务，毕竟此种访视旅行不可能很频繁地举行。就算是管道畅通无阻，母会也不可能补助差会所提的每一个教务扩充计划。换句话说，在1920年代反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运动的挑战来临之前，美国圣公会在华的教务已经呈现它进一步调整的必要了。

1835-1920-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 作者简介

林美玫，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有学术著作《妇女与宗教：跨领域的视野》（与李玉珍合编）（2003）、《妇女与差传：十九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探析》（2005），另写有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