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是书本载大昌《考古编》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经义考》始别立标题，谓之《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则作《诗论》，《江南通志》则作《毛诗辨正考》。原本实作《诗论》，则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陆元辅之言谓程氏《诗议》十七篇：一论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二论《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三论《南》、《雅》、《颂》之为乐无疑。四论“四始”品目。五论《国风》之名出於《左》、《荀》。六证《左》、《荀》创标《风》名之误。七论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证《风》不得抗《雅》。八论《豳诗》非《七月》。九辨《诗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缀《诗》出於卫宏。十一辨《诗序》不可废。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知无《风》名（案此篇为改定《毛诗》标题，元辅此语未明）。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於三家。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十五论《南》为乐名。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案此解“周道阙而《关雎》作”一语，非论文王。元辅此语亦未明）。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乃并末两篇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辅之言不为无据。然详其文意，论《诗》乐与论《商、鲁颂》了不相属，似《考古编》刻本误合。曹本分之，亦非无见也。其大旨谓《国风》之名出汉儒之附会，其说甚辩。惟《左传》“《风》有《采蘩》、《采蘋》”语，《荀子》“《风》之所以为《风》”语，不出汉儒，无可指驳，则以左氏为秦人，“风”字出於臆说；谓荀子之学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赐可与言《诗》之比，故荀子所传亦为臆说。近时萧山毛奇龄据《乐记》“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表记》引《诗》“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又引《诗》“心之忧矣，於我归说”，皆称《国风》，以驳诘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胜於汉儒，原不计《经》义之合否，即引《乐记》、《表记》以诘之，亦不难以《戴记》四十九篇指为汉儒附会也。观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观乐，合於己说者，则以《传》文为可信。所言“《风》有《采蘩》、《采蘋》”，不合己说者，则又以《传》文为不可信。颠倒任意，务便己私，是尚可与口舌争乎？且即所谓可据者言之，十五国《风》同谓之周乐，《南》、《雅》、《颂》亦同谓之歌，不云《南》、《雅》、《颂》奏乐，《国风》徒歌也，岂此《传》又半可据半不可据乎？《传》又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鸣》之三”，亦将谓《颂》入乐，《雅》徒歌乎？是与所引孔子正乐但言《雅》、《颂》不言《风》，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类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