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目录

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内容简介

三、背景
我们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解释学，如神学的、哲学的、法律的、革新的或浪温的。作为阐释的方法之一，解释学在神学和法学领域占有特殊地位。这些学科被称作是教条的，因为研究者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立场，不但要研究主题本身的限制，还要受关于这一主题的所谓权威观点的束缚。神学家们被那些对于教条的权威解释所束缚，而法官们也必须按照立法者对于法律的理解行事，即所谓的对法律的真实解释。解释学作为一种解释的方法古已有之，那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等级世界观，即在笛卡儿(1596—1650)和哥白尼(1473—1543)时代之前的世界观。那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哲学是被教廷和封建王朝所主宰的。
而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Circle)这一概念则可以追溯到施莱马赫(Schleiermacher)时期(1768—1834)。在施莱马赫看来，解释学循环是一种实证解释的必要方法，它可以用来解释
一些经典著作如柏拉图的《对话》与《圣经·新约》。在施莱马赫之后，解释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尤其常见于19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著述之中。德国历史主义学说的目的在于找出在语言、法律和文化领域真正属于德国的东西。
19世纪早期，德国的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聚焦于现象学的新的研究趋向，这种趋向发展的结果就是解释学方法和文化解释。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位核心人物，他们是海德格尔(Hei-
degger)(1889—1976)和加达默尔(生于1900)。是海德格尔将解释学和解释学循环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在原则上可以从文本解读这一狭窄领域里独立出来。由于解释学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且不必说海德格尔本人对纳粹政权的公开支持，直到20世纪60年代，类似的问题才得以再次得到认真讨论。
关于知识的古典理论
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代表着一种对于古典知识理论的激进背离。这种理论的起点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是否可能获取有关外部世界的可信知识。根据这种古典理论，已有的知识首先必须经过批判分析；之后，还必须分析人类认知的局限和可能性。更不用说，还必须有清楚的跨学科标准来确定哪些是可靠的知识，哪些不是。这样的跨学科标准使那些能完全控制自己感觉的人得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连续推理的一个特点是，有待证实的观点不能用来作为立论的一部分，因为如果这样做将陷入循环推理。科学的知识应当由无须证明的公理演绎而来，或是由建立在特定假设基础上的归纳而来。这些可靠的科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增长的有关客观世界的累积性知识。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89—1857)《论实证哲学(OnPositivePhilosophy)》一书所设计的一个科学规划中，这一累积性知识的观点得到了特别强调；在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学派(ViennaCircle)的实证主义者们所发表的宣言中，这一观点被提到了高于一切的地步。
背景、循环及偏见
解释学方法反对那种认为人们可能脱离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科学背景的观点。但那种认为人们因而就被局限在自己的背景之中的观点，不仅背离了逻辑实证学家们的认识论程序，而
且也与承自笛卡儿的整个现代知识哲学体系不相容。在海德格尔看来，那种认为科学成长自传统的观念自身也仅仅是科学传统的产物。科学认知只是帮助我们认识现实世界的一个模型。在海德格尔眼里，这个模型的价值等同于人们借以认识现实的其他方法，如对于现实的宗教解释。
从古典知识理论的角度看，解释学循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循环(circle)概念，另一个是偏见(prejudice》概念。古典知识理论利用基本的逻辑思想来防止同义反复，例如，在定义“工人(worker)”时，就不能再用“工作(work)”一词(即不能说“工人就是工作的人”)。解释学中的循环性有其认识论意义上的积极价值，因为正是这种循环结构(“钟摆运动”)使得人们得以理解具有不同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个体认识之间的互动。在新解释学看来，个体认识必须结合社会和历史环境。
在解释学中，偏见(倾向、基本态度)这一概念同样也具有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价值。相对于笛卡儿和康德的哲学观点而言，这代表着一次激进的背离，前者强调的是人们在探求真理时，必须把自己从偏见中解放出来。
合法的法庭决定
偏见概念来自于法律术语。法律中的偏见意味着在启动法律程序并由法庭做出合法判决之前就已对案件下了定论。法庭的判决有两方面特点确保了它的合法性且反映了其逻辑特点。**，矛盾原则(contradictionprinciple)意味着必须全方位地阐明问题。第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直到判决通过之前，被指控的人应当被视为是无罪的。从法律角度来看，偏见这一概念无疑同时违背了以上两个原则。决定在法庭判决之前就已做出，即判决事先通过，这绝不是法律决定。一言以蔽之，从人们深信不疑的正义常识来看，这是不合法的。
在康德看来，合法的认识是遵从司法程序的结果，而不合法的认识则是没有经过辩论性程序而得出的(Doublet1989，p．26)。当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指出人们的认识在总体上是先于辩论性程序而存在，即是所谓“偏见”时，就意味着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认识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必定会在合法的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看法是对传统认识论的—种挑战，
后者认为人类的认识建诸于认识主体之间辩论性程序的基础上。但在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看来，人类基本的认识，真正的决定是先于这种程序而存在的。在这一基本点上，解释学循环与
乐观的、带有古典认识论色彩的知识观点背道而驰。
而且，辩论作为主体探寻真理的工具地位也因此而降低。认识个体并非生来就具有争论的特性，个人的观点和视角并非由传统规定的。解释学循环因而认为知识并不是人们通过什么程序而得出的，它在我们开始那些逻辑的和认识论程序之前就已存在于我们大脑之中。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反对归纳推理方法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开始寻求证明之前，人们就已经有了理论。因而，不存在在逻辑上可以持续的从实证知识中归纳出理论的方法(PopperandEcclesl977)。
尽管如此，解释学循环这一概念并不必然地对人们认识知识的可能性持悲观看法，它只是对自然科学及其他现实世界的征服者们按照数学公式和科学程序来改造世界的努力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Gelassenheit”)。
四、公式化表述——准确定义
除循环和偏见之外，解释学思想中*为核心的观念就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到相互作用的条件设定，可以用解释学钟摆或循环运动来解释。
在下面的图表中，我们尝试以对书面文字的解读为例来阐释这种钟摆运动。文字中的各部分是由那些用来组成句子的单词构成，而这些句子又被用来构成章节，*终组成一个整体——
书本。对文字的解读是逐字逐句“向前”展开的，但为了理解所阅读文字的语义，则必须同时有一个“向后”的解读过程。比如，单独看来，一首诗的**个单词通常没有实际意义，就如诗的**行一样。读者必须按顺序通读全文，在语境的基础上理解词语，并且使文章语境从文章整体这一背景上看是合理的。而文章整体反过来又是由当时社会通行的语言规则、社会价值和标准决定的。所有这些解读过程构成了一个循环，即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
因而，对于部分的理解需要有对整体的把握，通过对整体的描述，我们可以在更深的程度上理解部分。总之，这是一个在语境基础上理解事物的问题，语境丰富并拓展了我们理解事物特定部分的知识视野。反过来，对特定语境框架下特定部分的理解越深，我们区分这一框架中细微差别的能力就越强。这里就是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所捐的整体和部分间的循环运动，尽管
这种运动只是解释学而．非逻辑上的。这意味着认识并非总是被拓展，但其特点会随着理解过程中的每一次循环运动而改变。
亚当·斯密研究方法
对市场平衡和价格的讨论是亚当·斯密*重要的成果之一。他从好几个方面证明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是如何决定价格的。在对亚当·斯密价格和工资理论及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各种主要阐释中，*有名的就是市场十字架。已有的市场价格将是供应与需求达到平衡时的价格，同时也是买卖双方根据交易数量达成一致的那个价格。在一个完全平衡的竞争市场中，所有需求都可以在这一已有价格上得到满足。同时，每个独立参与者，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力量单薄而无力影响价格。尽管如此，价格仍是完成所有必需贸易的价格。对那些单独的交易者放任不管，人们原本预期会看到一片混乱。但是与之相反，在无人想改变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平衡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
让我们用下面的图表来检验相关的机制。在图表中，纵轴表示价格P，横轴表示数量Q。与通常情况一样，我们假定价格越低，消费者需求的数量就越大。因此，需求曲线D0，是下降的。上升曲线助S0，S1以及S2是三条供应曲线。生产增长则供应也会增加，但同时边际成本也会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曲线会是下降的。
结论
反比保健定律令人担心，因为它关注于那些与保健制度属性优先提供完全相反的机制，已有足够的研究证实哈特所指出的趋势，但在挪威，总体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还未得到讨论或设
定——个研究的目标。虽然近来有几项很好的研究已经发表(Dahl1988，Otterstad1988)，但几乎没有针对哈特反比保健定律的研究计划。未来的研究计划应该努力去构建诸如，在挪威
疾病的社会分布是否与哈特定律吻合，以及卫生保健制度是否应随着人们的需求而扩展。
社会学家玛格丽特·斯特西(MargaretStacey)许多年以来密切关注英国的制度。她的观点是应确定“阶段2”为公共卫生的发展。“阶段1”现在可以总结为，致力于分配给卫生保健以足够的资源和人员。阶段2则致力于创造一种组织及文化，它们能确保建立一种按照需求的优先顺序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Staceyl986)。
对反比保健定律的兴趣可能基于一种隐含的愿望，即严肃对待福利国家和公共卫生保健制度的政治和正式目标。该定律(及我的解释)也来自于对社会平等化的追求，它明确地根植于民权、人权、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从一个更为愤世嫉俗和更为实际的自由主义观点来看，该定律并不有趣。它仅仅表示社会中实力*强人的个人不仅*健康，而且他们设法获取*好的卫生保健，正如他们设法获得几乎每一种事物*好的部分一样。如果我们超越这种悲观的实用主义，并采用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我们会把该定律确认为一种对我们运作良好的社会的看法，在这个社会中强壮的和健康的人获得*多，这种看法符合普遍规律和价值，并且代表社会的*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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