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生态学(文化的控制范式)传播生态学(文化的控制范式)前言

序言本书关注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关注它们是如何被维持的，如何被认识的，如何受到挑战的。本书主要旨趣在于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常识的一些仪式、惯例和观念。为此，有一些基本的假设，一是社会权力是对某种社会情景概念的控制和加强，二是那些被用来对社会情景概念进行界定和推行的资源和特殊素材部分属于象征、传播过程。还有一个主要的假设是信息技术的技术和语言(或表述)以及大众媒介在我们这个现代(和后现代世界)中是这一正象征、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简言之，社会秩序越来越成为一种经电子传播和中介的秩序，这对社会生活尤其是自由和正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关注的焦点是传播生态(ecology ofcommunication)或者叫做结构、组织和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的可获取性。对我提出的挑战是要提供一种能够把信息技术(IT)和传播(媒介)范式(formats)与社会行为结合起来的观点。传播E内容)的情景得到了阐述，因为许多社会问题都牵涉到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很少存在于个人之中而更多地隐藏在传播的过程和逻辑之中，这使我们明白社会情景是如何被界定的，这些界定所援用的资源是什么，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如何。这些过程越来越牵涉到“记录”(records)和“程序”(procedures)。记录式生活一事件的文本化(records-as-life-and-event-documentation)比特定的个人更能缠绕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过程以及官僚规则的程序使人担忧，并且它们具体化为指导然而限制个人行为的原则。简要地说，是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型构”(matrix)使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点到点的模式(dot-to-dot-likepatterns)联系起来，这种模式是如此被无意识地接受甚至“信仰”着，以至于它们的深刻影响几乎被完全忽视了。事实上，个人作为被许可在某个社会位置/工作上成为一个“合适的人”(appropiate person)，必须在工作中越来越依据信息技术的范式和逻辑来展示他们的技能。在我们的时代，身份、个人经历、信誉、权威以及诺言都被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所触及。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到了下面所列的事项，并且经常改变它们之间原有的特性和联系：工作、吃、睡、爱、记忆、计算、游戏、战斗、学习、研究，当然还有写作。IT和传播生态通过对所有社会行为的程式加以改变或添加来影响事件：行为的特性、重要性、意义可能被改变；有“技术痕迹”(technoloy-trail)或踪迹遗留下来；它是可记录的、可恢复的；这些痕迹被看作是“客观的”(objective)；行为表现与信息过程(大多是机械的/电子的)的操纵和处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被程序化了而不是生活着的，被记录着而不是被记忆着的，被搜寻着而不是被理解着的。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针对社会行为被(技术)改变和设计的方式寻找理论解释的框架，同时，对这种程序的一些要素予以命名能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主要的思考是要揭示IT、(传播)范式、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融合。下文所要阐述的复杂的概念关系使我想使用一些空间“模式”，即绘制一些图表[主要是在**章中]，以帮助那些对太多的有关著作不熟悉的读者——这些著作虽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它们对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对文化观念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有重要的文本阐释上的贡献。许多人对此项工作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为此，在论述到有关观点的时候，我会用“我们”。事实上我更多地用我们，不过我对错误和曲解承担所有的责任。我的同事、一些相关课题的共同作者鲍勃·斯诺(Bob Snow)会发现本书中有许多他的观点。我很幸运，本书的部分书稿和早期草稿得到一些杰出的学者的帮助。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卡尔·考奇(Carl Couch)、大卫·梅恩(David Maines)、诺曼·邓辛(Norman Denzin)和理查德·V．埃里克森(Richard V．Ericson)仔细审阅了部分书稿，他们的建议以及创造性见解使我得以进入下一步的研究分析。我与迪翁·丹尼斯(Dion Dennis)的交谈使我对“文化符号”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市场”有了足够的敏感。本书的一些章节和早期草稿曾经在其他地方发表过：第1章，《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i Quaderly)，1994，35(4)：JAL press．第2章，大卫·梅恩和卡尔·考奇(编辑)，《传播和社会结构》(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Springfield，IL：Charles C．Thomas，1988：215-30．第5章，《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1992，15(1)：69-86，JAI Press．第6章，《社会学季刊》，1993，34(1)，JAL Prem.第7章，《社会学季刊》，1987，28(4)，JAI prem.部分研究课题得到诺阿·弗里兹(Noah Fritz)(第7章的合著者)和爱德温·H．普富尔(Erdwin H．Pfuhl)(提供了第4章的资料)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第9章的部分资料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的杰出研究奖(1990-1991年)，还有一次受人欢迎的富布赖特专家讲座“不列颠和美国的广播媒介：接近与控制”(诺丁汉大学，1992年9月18-20日)，使我有机会综合大量的资料来丰富我的初稿。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记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来自佛罗伦萨、莱切、罗马、巴黎、布雷德福和格拉斯哥等大学的许多教授为此项研究课题出力甚多，特别是亨利·佩雷斯(巴黎)、卢基·斯佩迪卡托(莱切)、格雷格·费洛(格拉斯哥)、保罗·罗杰斯、詹姆斯·O．康内尔和阿伦·布龙加登(布雷德福)等教授。我对生活在亚利桑那深感幸运，在这里像“AZSCAM”(亚利桑那陷阱，一项暴露政治腐败的秘密行动)这样的事件似乎时有发生，这为我提供了天然的实验材料，使我能不断深化此项研究课题的一些关键思想。*后，我非常感谢理查德·科夫勒(Richard Koffler)的耐心和鼓励，使我没有错过机会把“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重建希望行动”(Operation Restore Hope)以及我所称的“瓦科的灾难”吸收进我的分析框架。如果，正如一位艺术家所声称的，歌声永不消失，那么同样真确的是，表征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影响的事件迅速出现、层出不穷，这对任何理论观点都具有挑战性。我试图发现并接受这种挑战。……

传播生态学(文化的控制范式)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关注社会与社会控制，关注其如何被维持，如何被认识，如何受到挑战等，全书探讨了社会公共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仪式，惯例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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