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译丛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演进和政治变动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1935年至1945年间本书称之为“毛主义”的思想形成、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作者拓展了思想史的讨论，清晰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从到陈伯达，再到本人的渐进轨迹，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本书还通过描述与陈伯达在延安的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充分展示出陈伯达在构建和宣传思想中的突出作用。总之，作者认为：思想的崛起，既与内部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相关，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是本人亲力亲为的结果，也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擘划与宣传的产物。

国外研究译丛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本书特色

★该书阐明了毛泽东从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崛起到1945年在七大上成为魅力非凡的中共领袖的历程。该书突出的贡献在于，它从思想上、政治上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崛起的进程。该书预设的前提由三部分组成：毛泽东渴求获得思想上的领导权，但他当时缺乏作为理论家的功底和名望；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思想崛起过程中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在极为重要但仍未被充分理解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崇拜”为何会被营造出来？它是如何被广为传播的？谁又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针对上述问题，雷蒙德·F.怀利写出了一部重要而又发人深省的论著。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赢得民心时期的中共党内政治的论著本来就为数不多且无比珍贵，而怀利的著作正是其中的一本。对于那些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延安时期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该书是重要的（也是极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同时，该书也会吸引那些关注整个毛时代的人，因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在党内产生分歧的重大议题，再次激起了黄土高原上曾经发生过的争论。——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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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斯大林的指示对于毛泽东的命运产生了好坏参半的影响，尽管它们*终还是有利于毛泽东的。据王明所言，斯大林鉴于毛泽东此时的地位，认为他应该被确立为中共*高领导人；但斯大林好像也敦促党内接受过苏联教育的领导人（即留苏学生）帮助毛泽东改掉“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病，克服“缺乏国际主义观点”的不足，转变“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对于这种指责不可能心悦诚服，因为他此前刚刚作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正努力提升自己作为理论家的名望。然而，其他的指示都有利于毛泽东。其中一条指示的大意是张闻天不适合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从1935年1月起，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张闻天显然受到了莫斯科的猜忌，因为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曾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张闻天绝不准备让位于人，而留苏学生的团结也开始消逝，因为王明为了自己得到总书记的位置而挑拨张闻天、博古互相争斗。毛泽东的势力则因为斯大林的另一条指示而进一步增强，这条指示建议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中共应尽可能自立，并不再受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限制。尽管斯大林轻视毛泽东的理论才能，但莫斯科指示的整体影响还是加强了毛泽东的地位。他已被确认为党的*高领导人，留苏学生的团结被打破，而党走向独立的运动也为斯大林这样的权威所认可。斯大林三点指示的全部内涵不可能一夜之间显现，当然，王明也根本不会将权力让与毛泽东。王明回国后不久，政治局召开长会听取他的报告，莫斯科（和他自己）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建立紧密的统一战线方面更快取得进展。毛泽东当时好像一言未发，但在11月重要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向王明及其支持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指责王明一伙人已成为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与国民党的合作过于热情。毛泽东声称中共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为王明那种合作极易导致党内的颠覆活动。此处，我们并不关心争论的细节，一项*新的研究已做出总结：与毛泽东支持的路线相比，王明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是‘妥协主义，的政策，并且着眼于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需要”。两人的斗争在12月再度燃起，这时政治局为检讨党的总路线又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据张国焘所言，王明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提出一份政治局成员的新名单，这份名单完全出自王明一人之手，其中张闻天被降到第七位。毛泽东对王明预先未与他商议此事十分恼火，但在王明保证他无意“谋取帅印”之后，毛泽东又赞同了王明的提议。王明的策略成功地将毛泽东置于防御的地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王明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甚至连朱德、周恩来等人也都支持他对待国民党的“调和主义”政策。王明返回中国确实对“中共暂时的右转”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王明及留苏学生在领导层中的地位。12月13日的政治局决议进一步增强了王明的势力，这份决议宣布将在“不久可能的时间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的大会将成为重组党的领导层，尤其是撤销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集团的合适平台。毛泽东此时极易受到攻击，因为遵义会议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张国焘和王明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就仓促地安排了工作，会议是在这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更不用说未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似乎注定要引起毛主义者和留苏学生的“一决雌雄”。“中心任务”将是决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佳方式。此外，大会还将对自1928年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做出“基本总结”。班国瑞（Gregor Benton）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总结道：王明返回延安后，他“对毛泽东的政治猛攻和他在党内的傲慢行为，都意味着又增添了一位争夺领导权的不容置疑的人物”。显然，尽快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有利于王明，不利于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可能还难以承受王明及留苏学生全力以赴的攻击。……

国外研究译丛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作者简介

雷蒙德·F·怀利（Raymond F.Wylie，1941-），美国里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师从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1965年至1967年曾来中国访学。主要著作：《中国：农民革命》（1972）、《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1980）、《命运与共：美日关系》（合编）（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