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制度考信 内容简介

《商周制度考信》从史实出发，考见商周社会结构为族落组织普遍存在。由此而政治、军事、产业、文化等俱受宗法制度所制约；由此而王朝、政权体制乃具统一、集权和的性质，依此构成古代中国的历史特点。从而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存在方国联盟或城邦制度的政制等等，都不足信。书中深入剖析族落的发展形态——宗族，其阶级分化、对立，其政治作用及其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基础，说明其对社会发展不全是制约的一面。毋庸讳言，这种社会结构及所反映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却是历史前进的重负，给社会和人的创造力以严重束缚。今日，我们只能面对史实，不能用某种不存在的美好名称来加以回护；只能对实际存在的历史进行剖析，探源索流，揭示社会发展途径，当是历史研究的职责所在。

商周制度考信 本书特色

《商周制度考信》在25年前台北明文书局出版，自此至今，并未再版发行。学界内少数人得见，偶传、影响所及者均感一睹为快；而大多数人则漠然无闻。本社有鉴及此，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满足古史学界和广大有志趣于此的读者需要，特予以重新出版，以惠学林，以飨读者。这次新版除将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之外，对一些古文字也作了校正或新制；作者也趁此查检过对原版存在少数文句、文字和行文款式及注释等不当之处，均一一作了改正，使之有面目一新之感。

商周制度考信 目录

商周制度考信 节选

西周的“小宗”一辞，在较古的文献和金文里目前还没有发现，当然不等于就不存在。原因是“大宗”为主导，有关占卜、祭祀、宗族活动多在“大宗”中举行。但是金文有“宗小子”“旧宗小子”，自当是“小宗”的族长，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小子”的含义。这在《尚书》“周书”中也有反映，其中有“元子”“元孙”，又有“予小子”“汝小子”和“予惟小子”“汝惟小子”，除作谦词外，就当是用作这种宗法意义。事实上，西周也据此宗法制度分封子弟。《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云：“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王室，世为周公。”《燕召公世家》索隐也说：“召公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金文中的“明保”或即周公次子君陈留王室者，至于“周公之胤”的多子“凡、蒋、邢、茅、胙、祭”等当然也以小宗的宗族分封到各该地，金文记载则有邢侯，燕有匽侯旨，也有同辈多子宪、貅、善等。按礼书，他们可谓“别子为祖”。这就是封诸侯、建同姓的立嫡长封“别子”之制，继承并且扩大了大宗、小宗分族制度的施行范围。
西周立嫡立长，也不是从来如此，有一个过程，明显的是：王季以季弟得位，武王仍谓周公“我兄弟相后”，《牧誓》中周武王谴责帝辛之罪是“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重视祭祀与宗亲之道犹溢于言表，从周人当时的制度和意识看，“王父母弟”不能说这与“兄弟相后”之意无关。西周立嫡立长制的确立，还是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三监之乱涉及到“继”“及”之争，斗争双方都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周公是摄政抑自为王，结果是还政成王。同时“封建母弟”，都以“元子”就封，保持各侯国、封邑的“别子”的大宗宗统，也连带突出了王室为天下大宗的宗主地位。若说周公创制的“善政”与宗法有关系，这一点是可以推究的。
但是，比较起来，无论祭祀活动或宗族活动，留给今天的史料，毕竟西周不及商代丰富。即使《尚书》或《诗经》记载当初周人的言沦，讲说宗族、宗法内容者，究属多半概而言之。推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必须承认周族在开国以前社会发展阶段较商朝中心地区落后，尚处于父系家族阶段；又僻处一隅，比不上商朝是一个文明社会较为发展的统一王朝，王事频繁，宗族活动多，发展快，是调整宗族关系、创制宗法制度的时期。周族相对处于静止的状态，它的勃兴不过在王季至文王的几十年间，族的发展没有经历过像商代那样的长过程。二是当周人建国之际，已有商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甚至还有一批“殷遗多士”善于说制行礼的人才可用，箕子献出《洪范》，微史入周世掌仪礼（见《墙盘》），“殷士肤敏，裸将于京”（《诗经·文王》），有商的“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尚书·多士》）。西周统治者“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康诰》），向商的先世寻求借鉴，利用现成的“殷罚”“殷彝”（同上），所谓“王肇称殷礼”（《洛诰》），所谓“周因殷礼”，是史实俱在的。有成制利用，减去了不必要的造作之劳。三是“小邦周”灭了“大邑商”，入主中原，面对的是广大的“多方”“庶邦”和万民，不是原来西方一隅的单纯族与族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远为复杂的发展的文明社会，面临的是很多的政治事务，需要迅速总结商亡的教训，创造许多政治和伦理理论，他们讲天命、敬德、勤劳无逸、戒酒、慎刑罚等等。也有讲宗族礼制如“悖宗将礼”，但是，比重极小。所以，后来《礼》书和孔门说的那套完备、缜密的礼制与仪节，只能是晚世的东西，在西周或者有些雏形或者是萌芽、粗胚，而把它们作为西周的文物制度，并用来和本为周初所沿袭的商代礼制相对立，作为商周之际“剧烈变革”的根据，就不免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三）祭祀制度的演变
祭祀与宗庙是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法的行为体现和物质实体。前面已经涉及到这两项内容，在此，专门讨论这两项制度的形成、变化，进一步了解商和西周宗法制度定型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一体性。
在商代，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看到商朝贵族阶级迷信神鬼、“率民以事神”的严重状况。突出地表现在祭祀活动上，从上帝到祖先神灵，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到地上的山川百物，无不是祭祀的对象。而今在《周礼·大宗伯》和《礼记·祭法》中概括的各类祭名、祭法，基本上可以彼此印证。在这里，祭祀的典礼名目繁多，祭品的种类应有尽有，祭牲的各色兽畜，人牲的各种人身，用牲法花样百出，惨酷骇人。在考古发掘中，成百成千的祭祀坑穴和人牲骸骨的遗存，在同地同时出土的古文字所记录的史实与之密合。它们构成了这么一幅奇异的图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似乎人活着就是为了祭祀死者，甚至为了供给亡灵的牺牲。似乎这种人类的惰性惯性，历史的重荷压在有商一代的社会上，直到它的灭亡才得到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