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形成的传说。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80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宜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而且,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并不符合礼制的规定。*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之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至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对等级的严格规定。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与《诗经》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应关系的建立,也足以说明问题。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贯穿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国语·楚语下》记载了贤大夫观射父论祭祀等级的一段话,其中涉及食物等级制:大夫以上食肉,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散见于先秦典籍,而与此暗合的材料也不在少数。《诗经·豳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句,孟子则把“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惠民德政(《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难以食肉的。战国时期的策士冯谖寄食于贵族孟尝君门下,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战国策·齐策四}),虽说是牢骚之语,却不是无理取闹,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应有的待遇——“士食鱼炙”。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是著名典故,曹刿是士人,有劝阻者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左传·庄公十年》),显然“肉食者”是作为大夫以上级别的代称而出现的,正因为他们的无能,才需要曹刿以士人而为国君出谋划策。
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冲击,由分封制所强化的贵族等级秩序及其意识,依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土崩瓦解,1912年2月清室宣告退位)然而,君主专制制度曾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清王朝的统治延续了260多年,其政治影响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清室残余势力在民国初年仍有相当力量。当时,一些满蒙贵族逃到青岛、大连等地,仍从事复辟活动,被称为“宗社党”。宗社党在内蒙和西北地区都有一定势力。此外,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如康有为、劳乃宜)和封建军阀张勋等,也仍然忠于清室。1917年7月,这些清朝遗旧势力以张勋为中心,趁府院之争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之机演出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从张·勋复辟失败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清室遗旧势力基本上退出了当时的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14个省和全国*大的城市上海宜布独立,并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中国在表面上恢复了政治统一,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更深的分裂。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在辛亥革命后以清末的北洋六镇为基础窃取了中央政权。当时,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等乘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动荡之机嵋起的北方军阀也依附于;袁氏政权。袁世凯凭借北洋军阀的实力镇压二次革命后,于1916年复辟帝制,其权势达到极盛。然而。北洋军阀内部本来就存在不同派系,它窃取中央政权后,特别是通过镇压二次革命取得南方各省地盘后,内部矛盾和权力斗争便日趋尖锐,终于在袁世凯死后公开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此外,张作霖在这一时期也将自己的势力从奉天(辽宁)扩张到吉林和黑龙江,形成了奉系军阀。直、皖两系军阀在—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中就已经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后来奉系军阀也入关逐鹿。这三个军阀派系先后控制北京政权达12年,并相互进行了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覆灭,直系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中被消灭,奉系军阀在北伐军压力下退回、关外。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附国民政府。至此,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17年的北洋军阀势力覆灭。
辛亥革命中,南方一些省份的军政大员和地方势力乘机崛起,形成了一些地方军阀,寄生于南方革命阵营乙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这些军阀虽然表面上服从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北洋军阀政权,但都保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1913年,袁尴凯镇压二次革命,北洋军进入南方各省,除滇、贵等西南省份外的其他各省军阀,均被袁世凯剪除。1915年,滇、贵等省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发起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因此坐大。张勋复辟失败后段棋瑞控制北京政权,对西南军阀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后者乃被迫同孙中山合作,发动护法战争。在护法战争中,西南军阀排斥孙中山,并互相争斗,有的覆灭,有的后来归附于广东国民政府,有的则继续割据混战。
在清末,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振和成立各种团体的立宪派,是中国政坛上的两个主要派别。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分化和重组,同盟会演化成为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虽然在政治上还保存有同盟会的底色,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化成一个人员庞杂的官僚政客集团。二次革命失败盾,国民党被指为“乱党”,其在国会中的议员也被驱逐。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斗争。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旧国会恢复,国民党议员形成了所谓“商榷系”,在府院之争中站在总统黎元洪一边,反对总理段祺瑞。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部分国民党议员跟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战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也需要中国。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动,又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国外的科学管理经验,试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迈出了重大的步伐,民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经济也开始融人世界。
1.兴办经济特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首先就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起步的。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比较丰富,便于吸收外资侨资,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加快经济建设。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提出可以充分发挥广东临近港澳优势,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实行对外开放。对广东省委的建议,中共中央很重视,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和支持。邓小平就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提出《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的报告》、《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中央规定两省管理体制实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办法,获得较大的管理权限,利用特殊政策的优惠措施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中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同意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四市设置经济特区的建议,同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直2月又正式批准建立厦门经济特区。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以后由于对外开放的需要,四个特区的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经济特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致力于发展外向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
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对外开放促岛内开发。在总结四个特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批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决定设置海南省并建立中国*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
……
刘宗绪主编。刘宗绪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历史教育家,先后从事世界近代史和法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刘宗绪教授思想敏锐、博学多才,擅长宏观理论思考,在史学理论、世界近代史、法国史诸多领域都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是我国史学界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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