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多了就是传奇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知识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历史的真相可能永远无法确认，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以诗人的敏锐及老实本分的实证文字，逐一追踪并还原出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知识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非要把书页翻回来，和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说多了就是传奇 本书特色

时代更迭，风云变幻，从“大人先生”到 “革命同志”，旧与新纠缠，长与幼错位，阳春白雪与疾风骤雨碰撞。本书讲述了身历大变局时代的知识人的悲喜人生。既有千字短文，挖掘历史真相，撷取精彩的人生片段，摹写民国大师侧脸；又有端肃长文，搜集翔实史料，状写现代大儒的孜矻人生，折射时代挟裹下的人物命运。念兹在兹者，唯国运与人心。

说多了就是传奇 目录

说多了就是传奇 节选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办事的。”金岳霖深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就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到了哲学所不久，金副所长就被准许在家待着，不必问政了。“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在这一点上，他甚是佩服清华同事陈岱孙，认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校长离校时，经常由陈代理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但清华园已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教员宿舍也成了养马的房子。梅贻琦知道陈岱孙的办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复清华园的工作。陈先生当然不负众望，很快恢复原来秩序。“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金先生话语间不无赞许。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多“能办事”的人才。不仅仅陈岱孙，梅贻琦本人也是一员干将。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年轻的梅贻琦身上。而梅贻琦干得也的确出色，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培养出一批人才。
1930年—1945年，蒋梦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蒋梦麟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从1928年起，傅斯年就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此语绝非自夸。事实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线。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蒋梦麟曾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与当下的“仕而忧则学”完全两码事），查看一下当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可见一斑，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博士……当年知识分子从政，有其时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一帮知识分子就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于是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但这只是一帮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了。胡适深受打击，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好友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罗素曾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有才、*有能力的人。丁文江曾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八个月的“淞沪总办”，因此常为人诟病。丁本想借孙传芳之力统一中国，结束割据局面。北伐时，孙传芳也曾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

说多了就是传奇 相关资料

朵渔先生的大著《说多了就是传奇》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读书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清晰地展现。对浩繁的史料梳理得当，对人事的评述守住底线，恪守了一位写作人、研究者的难得本份，也充分显现了作者把握历史脉动的能力和志向。
——陈徒手
朵渔这本书的特点，恰恰是很多同类书里缺乏的，它诚挚又翔实。真相可能永远没有，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用自己的老老实实和逐一还原的实证性，追踪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要把书页翻回来，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王小妮
朵渔是中国极有才华的当代诗人，他的民国人物随笔也充满了诗意。任何时候，他都是能够紧紧抓住人的意义的写作者。别人都弄丢了意义，但朵渔还在这里。
——苏小和
朵渔以他诗人的敏锐，记下这些值得思索的人与事。诗意而不谵妄，锐利而不喧嚣。
——冉云飞
朵渔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历史或国家社会的不幸与真正的诗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前者能够成全后者，后者能够赋予前者以意义。在炼狱般的研读中，朵渔对民国以来的世道人心有了同情，有了命名，有了审判。在当代众多的写作者中间，朵渔先生的文字是少有的值得信任的文字。
——余世存

说多了就是传奇 作者简介

朵渔，独立诗人，文史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为完成自我启蒙而潜心文史研究十余年，在《南方都市报》、《财经》、《南方周末》、《书屋》等报刊发表文史随笔数十篇。著有随笔集《史间道》、《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生活在细节中》，诗集《追蝴蝶》、《最后的黑暗》等。曾获华语传媒诗人大奖等多项诗歌奖。

说多了就是传奇 节选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办事的。”金岳霖深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就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到了哲学所不久，金副所长就被准许在家待着，不必问政了。“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在这一点上，他甚是佩服清华同事陈岱孙，认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校长离校时，经常由陈代理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但清华园已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教员宿舍也成了养马的房子。梅贻琦知道陈岱孙的办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复清华园的工作。陈先生当然不负众望，很快恢复原来秩序。“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金先生话语间不无赞许。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多“能办事”的人才。不仅仅陈岱孙，梅贻琦本人也是一员干将。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年轻的梅贻琦身上。而梅贻琦干得也的确出色，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培养出一批人才。
1930年—1945年，蒋梦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蒋梦麟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从1928年起，傅斯年就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此语绝非自夸。事实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线。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蒋梦麟曾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与当下的“仕而忧则学”完全两码事），查看一下当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可见一斑，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博士……当年知识分子从政，有其时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一帮知识分子就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于是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但这只是一帮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了。胡适深受打击，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好友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罗素曾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有才、*有能力的人。丁文江曾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八个月的“淞沪总办”，因此常为人诟病。丁本想借孙传芳之力统一中国，结束割据局面。北伐时，孙传芳也曾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

说多了就是传奇 相关资料

朵渔先生的大著《说多了就是传奇》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读书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清晰地展现。对浩繁的史料梳理得当，对人事的评述守住底线，恪守了一位写作人、研究者的难得本份，也充分显现了作者把握历史脉动的能力和志向。
——陈徒手
朵渔这本书的特点，恰恰是很多同类书里缺乏的，它诚挚又翔实。真相可能永远没有，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用自己的老老实实和逐一还原的实证性，追踪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要把书页翻回来，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王小妮
朵渔是中国极有才华的当代诗人，他的民国人物随笔也充满了诗意。任何时候，他都是能够紧紧抓住人的意义的写作者。别人都弄丢了意义，但朵渔还在这里。
——苏小和
朵渔以他诗人的敏锐，记下这些值得思索的人与事。诗意而不谵妄，锐利而不喧嚣。
——冉云飞
朵渔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历史或国家社会的不幸与真正的诗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前者能够成全后者，后者能够赋予前者以意义。在炼狱般的研读中，朵渔对民国以来的世道人心有了同情，有了命名，有了审判。在当代众多的写作者中间，朵渔先生的文字是少有的值得信任的文字。
——余世存

说多了就是传奇 作者简介

朵渔，独立诗人，文史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为完成自我启蒙而潜心文史研究十余年，在《南方都市报》、《财经》、《南方周末》、《书屋》等报刊发表文史随笔数十篇。著有随笔集《史间道》、《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生活在细节中》，诗集《追蝴蝶》、《最后的黑暗》等。曾获华语传媒诗人大奖等多项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