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 内容简介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此前，绍兴十一年年底，宋金和议正式签署；腊月二十九日（小年夜），岳飞被杀。这既标志着靖康之难后长达十五年战乱的结束，又是南宋王朝此后一以贯之的外示苟且、内图繁荣这一基本国策的转型期，宋高宗自诩的“中兴盛世”亦由此拉开了帷幕。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观照整个南宋以至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标本意义。
《绍兴十二年》力图通过绍兴十二年这个历史的横切面，以一个排比有序的时间脉络为经线，以该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纬线，全方位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深入揭示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其中既有关于那个时代政治和军事方面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又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精微刻画，举凡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宗室、外戚，巨细靡遗，极其精巧地镶嵌于一个波澜起伏的大情节的框架内。作者无意于对历史的通俗阐释或戏说，也不满足于站在道德的至高点重复那些既有的评价体系对人物和事件的定性定调，而是作力于在笔下呈现一种历史的诗情与哲理，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肌理，追逐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

绍兴十二年 本书特色

著名作家夏坚勇继《湮没的辉煌》之后推出扛鼎之作；全景展示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全貌；比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更深入，更微观，更生动！★ 十年磨一剑——著名作家夏坚勇继《湮没的辉煌》之后推出扛鼎之作；★ 全景式展示——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政治、社会、人事、经济、市井全貌；★ 一部关于南宋时期政治、军事、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比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更深入，更微观，更生动；★评论界誉之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夏坚勇先生的长篇散文《绍兴十二年》，以时间为主线，从绍兴十一年的“小年夜”一直写到绍兴十二年的“除夕”，整整十二个月，以抗金英雄岳飞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事件为叙述中心，详细讲述了绍兴十二年这一年宫廷和民间大大小小的各类事情，生动展示了南宋朝廷的政治格局、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各股政治势力间的权力博弈，也兼及对当时南宋社会上至宫廷礼仪下至市井风俗的细节化白描。这部长篇散文史料详实丰富，作者以史家的深刻眼力穿透历史的迷障，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析历史深处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厘清和复原了历史事件本身的丰富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勾连。——马炜《打捞历史的细枝末节》（《小说评论》2014年第6期）夏坚勇的长篇散文《绍兴十二年》，从题目上让人想起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然而作者在讲述那个南宋历史转折之年时的心态，明显要比黄仁宇轻松得多也细微得多。虽然不可避免要写到宫廷斗争和政治变动，但他的志趣并不止于此，勾栏瓦肆、引车卖浆乃至于风月男女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了鲜活的再现。这样的再现当然不可能是“眼见为实”的客观记录——而恰恰是文学想象令这篇历史散文充满了鲜活的气息。——石一枫《历史的生命气息》夏坚勇注目绍兴十二年，翻阅查证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反复咀嚼，体会再三，但绝对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他在这样的搜求爬梳之中，时刻有着极为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时代意识，当然也有贴近历史人物的历史意识，把一切都只置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又不沉溺于此，经常返诸当下，有的放矢，议论之大胆尖锐直率，令人有血脉贲张情难自禁之感。整个《绍兴十二年》气韵流畅生动，文字典雅雍容。可以完全负责任地说，《绍兴十二年》不是读史笔记一样的零敲碎打，不是解读有关史料的散漫感想，较之《万历十五年》《蒙元入侵前夜的日常生活》等，这是一部难得一见不可多得毫不逊色的又一值得称道的散文杰作。——雷雨《钩沉复活一个王朝的丰满枝叶》《绍兴十二年》爬梳材料，解构细节，洞察隐秘，为我们细笔勾勒出一幅文字版的临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息图谱，可以媲美《清明上河图》。从绍兴十一年的小年夜到绍兴十二年除夕夜，一年的时间，大到议和杀将科举考试朝堂议政这样的军国大事，小到柴米油盐耕牛马道方言戏剧这些细事，作者信笔写来，在一千多年历史幽深的隧道里随出随入，像一位细心的导游，把读者带进历史事件的波谷浪尖，体验悲喜交加的人间活剧。 ——于学周《活在历史的“现实”里》夏坚勇的文字，充满深厚情感，坦荡智慧，舒展流畅。你不觉得那是文字，更像一个老友与你秉烛夜谈，西窗花影，酒酣胆热，男人的喉音在午夜的寂静中回荡。他的文字非常讲究，如同诗歌充满弹性，带着节奏和对仗，像河流一样恣意奔涌，读得你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充满喜悦和丝丝入扣的满足感。——陈九《想起夏坚勇》（《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1日）夏坚勇是“文化大散文”系列中写得*好的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散文中的黄钟大吕，其中的深度思考与大气文笔都是这一时代的稀有之音。——张国营《关于“文化大散文”现象的一些思考》

绍兴十二年 目录

绍兴十二年 节选

绪篇：小年夜
临安

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的天气大致平和，至少没有下雪，因为明天就是除夕，而且又恰逢立春，这时候如果下雪，臣子一定会作为祥瑞上奏而“诏付史馆”的。
临安的城市格局很有意思，它是坐南朝北的，大内的宫殿在全城*南端的凤凰山麓，而官府和厢坊则全在皇城之北。除去重大典礼，大臣们上朝都从后门进入，俗称“倒骑龙”。走后门的不光是大臣，也包括皇帝。皇帝走的是正中的和宁门，出和宁门向北，就是作为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十里御街了。但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这里还不叫御街，称之为御街是绍兴二十八年大规模改造以后的事。改造后的御街相当于东京（开封）御街的山寨版，中间是花岗石铺就的御道，专供皇帝的车驾通行；两边是用香糕砖错缝侧砌的市民走廊。用现在的说法，叫“三块板”。而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整条大街都是泥路，遇到皇帝出行，也只是临时洒一层黄沙而已。皇帝的车驾经过时自然要戒严的，但并不禁止市民围观，只要你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例如不要登高眺望（显然是出于安保考虑），男子不要打赤膊，女子必须穿裙子和短袖上衣（这一条大抵针对夏季），以及不要大声喧哗等等。那时候人们又不知道用鼓掌来表示敬意，所以场面很是肃穆，只听到车轮在黄沙上辗过的轧轧细响。待皇上的车驾远去了，翠华渺渺，尘埃落定，禁军便移开御道两侧隔离用的红漆杈子，刚才连咳嗽也落不下一声的禁街立时变成了喧闹的自由市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也没有谁再来管你是不是打赤膊或穿不穿裙子了。三教九流中，还有临时拉场子卖艺的，称为“路歧人”或“打野呵”。请不要轻视这些几同乞丐的江湖漂泊者，在那缕衣檀板的艺伎中，据说就有当年在东京红极一时的李师师。
“旧历的年底毕竟*像年底。”这是鲁迅一篇小说的开头，背景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浙东乡村。其实八百年前的临安也是这样的，而且更确切地说，“*像年底”的这一天应该是小年夜。这一天是总揽全局的意思，也是继往开来的意思。先前的一切忙碌和热闹都在这一天趋向高潮，好些商家到了除夕就关门打烊了，因此所有的采购都必须抢在小年夜完成。到了这时候的采购往往不是为了奢侈，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省略的。到了除夕，街道上反倒偃息下来、清静了许多，就像一台大戏开演前夕舞台上的那种清静一样。按理说除夕是年底的*后一天，而且又是和新年有着肌肤之亲的，也是应该“*像年底”的。但除夕的忙碌和以前的不同，那是转入了一个个家庭的忙碌，那些洗、扫、煎、煮，全都是一家一户闷头做的，只有声响和气味飘逸出来，在坊巷里汇聚，久久不肯散去。一家一户的忙碌毕竟缺少互动效应，因此也就少了许多场面上的热闹。而且还有一层意思，小年夜以前的那些日子都是属于“人”的，所有的忙碌都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无论粗枝大叶还是精工细作都透出居家过日子的温暖。而一旦进入除夕，日子就要交给鬼神了，一切都凸现出约定俗成的仪式感，禁忌渐渐多起来，气氛也越来越神圣乃至神秘，举止言谈都变得拘束了，真正是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
临安除夕的神圣乃至神秘是潜藏在无数个坊巷庭院里的，而年底的热闹则汇聚在从宁和门到万岁桥的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御街——我们且先借用这个名称——的热闹在小年夜这一天达到了极致，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营造出这热闹的背景音乐，各家商铺的市招彩棚是为这热闹点缀的布景，流动商贩的吆喝总是生猛亢奋，是这热闹里喷薄跃动的精气神，而摩肩接踵的人流则是这热闹里自愿自觉的龙套，他们把热闹点点滴滴地聚拢过来，又枝枝蔓蔓地分流出去。这一天，不光是小民百姓，连宫里也派人出来采买年货。宫里过年的大宗用物自然都有各地进贡，现在要买的都是些零头零脑的小物什，诸如门神桃符、迎春牌儿、钟馗财马、时果市食，甚至发压岁钱或红包的小口袋。还有一种讨口彩的小摆设：在柏树枝——柏树以叶片的形状分为圆柏和扁柏，这里要用扁柏——上缀以杮饼，插于桔中，取三样东西的谐音称为“百事吉”。这东西民间用得，宫里也用得，很热销的。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御街两侧以中央机关为主。过了朝天门，就进入了密集的商住区，绵延直到万岁桥。刚进入腊月的时候，各家商铺的老板还不大走出柜台，他们笃悠悠地拢着手，彬彬有礼地和顾客应酬，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过了腊月半，有些商铺开始把货物搬到门前，这是步步为营的战略，也是准备短兵相接的态势。老板们也不再那么笃定了，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学会了上窜下跳，脸上的笑容和遗憾都极其夸张，甚至还要和满街那些蝗虫似的流动商贩比试着秀嗓门。这一秀不打紧，仿佛启动了军备竞赛的阀门，反刺激得对方更加来劲，那叫卖声是甚嚣尘上、响遏行云的。若仔细听去，其间又五音杂陈，杭州方言中掺和着北方官话的腔调。自宋室南渡以后，不光北方的皇室、官员和士兵扈从南下，大批的商贩小民也历经颠沛流离，移居临安。起初那几年，临安居民的语言系统中，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经过十多年的掺沙子，那带着黄河水的泥浆味和中州大地上槐花香的北方官话亦入乡随俗，逐渐融化于“杭音”之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语言系统。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原先的杭州方言，也与周遭的吴越方言迥然有别的新语种，它体现了一种贵族气派和天子脚下的优越感。正因为语言中附着的某种身份标识，土著居民也乐于攀龙附凤，以能说几句洋泾浜的“北音”为时尚。例如他们呼玉为“御”、一为“倚”、百为“摆”，这些都是北方官话的腔调，镶嵌在吴越方言中，恰到好处地渲染出临安人的皇都意识。
临安是临时安顿的意思，它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行在所”。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差不多，其中既透出某种谦恭，又隐含着某种动感，似乎这里只是暂时歇歇脚的地方，皇上随时准备起驾还都拔脚开溜的。因为宋室的都城远在北方的东京，虽然皇上已死心塌地要在这里安顿下去，但对外不能这样说，就像有些主义虽然遥不可及，但还是要放在口号里每天高喊“而奋斗”一样，那是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临安的居民也希望皇上千秋万载地在这里安顿，他们是与皇上休戚与共的。元宵的灯火、端午的龙船，那既是皇上的面子，也是临安市民的面子；民谚中的“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既是皇上过日子的底子，也是临安市民过日子的底子。凭心而论，这几年，临安的面子和底子都有了不少起色。别的不说，单说这“北门米”。北门即余杭门，是大运河进入临安的门户，苏湖熟，天下足，粮米亦通过运河由此门入城。民以食为天，物价*基本的标尺是粮价。自古以来就有“斗米斤盐”的说法，因为盐不能当饭吃，它的消费大体上是一个常数，价格也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北宋神宋熙丰以前，一石米六七百文，时盐价为每斤六七十文，斗米斤盐，大体相当。到了徽宗宣和年间，〔5〕斗米二百五十文至三百文，而盐价仍旧是六十文，就有点不正常了。高宗建炎元年，〔6〕刚刚遭遇了靖康之难，东京附近饿莩遍野，粮价奇高，斗米贵至三千、一万甚至四五万，却仍旧有钱无米。当时一只老鼠亦值数百钱，而盐价仍然在百文上下。以斗米斤盐的标准，米价高至数十至数百倍。到了眼下的绍兴十一年秋冬，广盐每斤一百二十文，而邸报上所说的米价是每斗“百余钱”至“数百钱”，估计这个“数百”也就是二百左右，与盐价大致相当。而在两三年前，江南仍斗米千钱，可见这几年收成不错，临安大街小巷的欢乐就是以这为底子的。
绍兴十一年年底的欢乐还有一层原因，今年的立春在年前，而下一个立春则要等到后年的正月，明年两头不见春，也就是所谓的“无春年”。无春年有很多说法，例如“两头不见春，树皮剥到根”，认为将有灾荒。但灾荒是老天作弄，小民能奈其何？你总不能一年不种庄稼吧，只能听命了。比较能够接受的是把无春年称为“寡妇年”，即所谓“寡年无春，不宜结婚”。虽然是凶兆，却是可以规避的。于是一进入秋冬季节，穿红着绿的媒婆便跑成了一道道风景，凡弱冠之男、及笄之女，都忙着攀亲嫁娶。村路上、街巷里，三天两头就见到迎亲的队伍，唢呐和鞭炮渲染着不可一世的喜庆。唢呐的渲染还只是逢场作戏，倏忽之间便随风而去。鞭炮的渲染却是善解人意留连作态的，那炸开的纸屑纷纷扬扬，落红如雨，铺在地上和瓦楞上。过了几日，刚刚褪去了鲜艳，又有新的铺上去。就这样一层一层，汉赋一般铺陈且堆砌。赶在年前成亲虽然有抢的意思，也有不得已而拉郎配的情况，但婚姻大事，断然不会草率的。高门大户自不必说，即使是升斗小民，也要东挪西借，倾其所有，把事情办得风光些、至少体面些的。正因为艰难玉成，那欢乐也相应地放大了几倍。又因为乡里街坊淳厚的风俗人情，一家有事，众邻随喜，把那欢乐又放大了几倍。看着一对对新人的身影，人们的目光里不仅有祝福，更有一种如同恶梦初醒的唏嘘感喟。试想一下眼前的这些少男少女吧，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方的移民，那么在东京城破时，他们大抵刚会牙牙学语，然后就随着家人颠沛于骨林肉莽之中，由中州、江淮而*终流落杭州。如果是杭州的土著居民，他们一定经历了建炎三年金兵的血腥屠城，也一定经历了每到秋高马肥季节，由北方传来的金人用兵的警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这一代人就在惊恐仓惶和饥寒交迫中慢慢长大，随着宛如游丝的“建炎”和战战兢兢的“绍兴”年号一起，挨到了婚嫁的年龄。他们的神情中或许过早地透出了几分沧桑感，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们苍茫人生中*重要的日子，他们终究还是快乐的。
绍兴十一年年底的欢乐是这样实在而琐碎的欢乐，带着点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一切都似乎尘埃落定，又似乎蠢蠢欲动。据说朝廷已和金人签订了和约，今后不用打仗了，皇太后也即将回銮。年岁丰稔，边事寖宁，真所谓“饱暖思淫欲”，青年男女们忙着婚嫁也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我们终于看出一点意思来了：欢乐才是这里的唯一，所谓明年是“寡妇年”不过是个由头罢了。
那么在宫墙后面深居简出的皇上呢？皇上当然任何时候都不缺少“饱暖”，因此对饱暖后面的那点欲望也就无所谓思或者不思。他们的所思所想往往是惊世骇俗的，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了，就要弄点事整整。
例如：搞运动、杀人。
……

绍兴十二年 作者简介

夏坚勇：作家，剧作家。1979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出版、上演、拍摄）大型剧本10部、中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专著3部。代表作有系列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长篇散文《大运河传》及话剧《金粉残阳》等。其中《湮没的辉煌》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为文化散文之翘楚。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等。现居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