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人民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别重大的纪念日,是反思历史,赞美人类正义、道德和文明,痛斥侵略者的残暴兽行的关键时间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引导全民族走向胜利的旗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的崛起与抗战密不可分,在各方都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崛起的内在因素之前,我们有必要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主要侧重于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并深入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形象的改变到敌后游击战、大量发展党员、努力改善民生以及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等,全面探讨了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中共的崛起过程。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策略,重心在于“安内”。随着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逐渐将政策的重心转向“攘外”。1934年,蒋介石曾经做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临到我们头上!……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多也只有三年了。”蒋介石:《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448页。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明确讲:“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如果和平无望,“即当听命党国,下后之决心”。
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与全国中等以上学生代表见面时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后的牺牲……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做有准备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外交方面》,《革命文献》第72辑,第165、166页。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后牺牲的时候。”全会发表的宣言也明确宣布:“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于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12页。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日趋坚决。因此,国民政府在1936年11月间的绥远抗战中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取得了百灵庙大捷。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了对日战争的准备,在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调整和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政府实施改组,将主张对日节节妥协者逐渐排除出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与英镑挂钩,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开展民族文化宣传运动,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整顿江、海防及作战阵地,加强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尽力扩大武器装备的生产,积极向国外购买军火;加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整顿云贵川三省等。参见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操申斌、黄延敏:《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 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持久抗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彻底解决中共问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谋求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蒋介石对日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共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进入后阶段时,蒋介石即萌生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蒋介石在1934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人员折损将近九成,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远不如以前。此外,蒋介石注意到中共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宣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0月《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1月,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的反对者》,表明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区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卢毅,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已出版《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等多部著作。先后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抗日战争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央党校重点课题研究。曾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成果奖、教学优秀奖等。
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天堂试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等。
齐小林,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革命史、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已出版专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并在《中共党史研究》、《开放时代》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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