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文祸-(第三版) 本书特色

一部文祸史，几多辛酸泪。一部从先秦到晚清3000余年的文祸通史800多中国历代文人因言获罪警世录：话不要乱说，字不能乱写。·刀能杀人，人尽皆知；笔能杀人，人未尽知

三千年文祸-(第三版) 内容简介

本书自1991年第1版面世后，曾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学术著作奖”，被读者誉为“文字工作者**选之书”。2002年本书第二版出版后，市场反响强烈，加印不断。《读书》《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先后载文评介，称其“考论详赡，极具学术价值”，是“语言文字之祸*有影响之专著”。此次推出第三版，除对原书中的少量差错进行了修订外，作者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补充了部分反面和边缘内容的史料，以帮助读者扩大了视野，加深对文祸事件的认识。

三千年文祸-(第三版) 目录

三千年文祸-(第三版) 相关资料

序翻开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大部分帝王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制造过文字狱案，或曰文祸。谢苍霖、万芳珍教授伉俪合著的《三千年文祸》，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桩桩文祸，介绍了这些文祸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揭示了历史悲惨的一面。这些文祸，残害了多少有远见、有思想、有学识、有才华的志士仁人，既压抑了文人的创造力，又摧残了民族的生机，从而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文祸呢？究其原因，根子还在于专制统治。在封建帝王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要臣服于专制王权的统治，否则就要受到惩处。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部分文人的悲惨命运、历史前进的艰难旅程及专制社会的体制弊端。从触犯文祸的类型来看，一部分是官场文人。这类人饱读诗书，身居一官半职，为了功名利禄，或因言语得祸，或因作品得祸，或因政见不同得祸，有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写却以“腹诽”罪得祸。汉代的马融、颜异及宋代的苏轼等人便是这类学者的代表。第二部分是民间文人。他们读了书，但未入仕，没有参政，寄居乡间，或以祖业为生，或以教书糊口。虽无官禄，但属于社会贤达，享誉一方。他们之中不乏学识渊博、有真知灼见的大学问家。按照常理，这些文人远离“庙堂”，应该没有“文祸”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历代均有荼毒布衣文人的案例。原因也不复杂，他们虽为布衣，却认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关心天下、批判现实统治、批评王朝政治的行列，这就免不了犯忌。只要违背了帝王的意志，加上小人的挑拨离间，照样杀无赦，如北宋的欧阳澈等。第三部分是隐士文人。他们博览群书，看破红尘，不求闻达，远离尘世，躲进深山，企图以避世的方式研究学问、写诗作画，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但事实上也逃脱不了帝王专制统治的罗网。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软硬兼施，把他们卷进官场，使其失去独立的人格，失去行动的自由。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特例。那时社会处于转型之际，中央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较弱，文人言论的空间较为宽松，故几乎没有什么文祸。尔后，秦始皇当政，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直到清末，近三千年，文祸不断，其轨迹可以说是“两头重中间轻”。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文祸的案子相对少些，处理也轻些，杀人较少。这与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相关。唐宋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高峰，这也就造成了唐宋帝王的德政，仁厚、宽容，文化氛围比较宽松。尽管文人不大听话，时不时地冒犯君威，但杀头的不多，大多数也就贬谪放逐罢了。武则天看了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虽被骂得体无完肤，也只付之一笑，还夸其有宰相之才。宋朝文祸较唐朝多一些，但还比较尊重文人，宋朝初期太祖就亲口说过：宰相，必须是读书人。尚文重士形成风气，不轻易杀文人，“百年未尝诛杀大臣”。唐以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战乱时间居多，王权不稳，特别是东汉以后，国家分裂，独夫民贼众多，动辄对文人挥舞屠刀，钳制舆论，戮杀谏官。宋以后，明清两朝，中央集权恶性发展，对文人控制严密，稍有冒犯，就构成大案，成群杀戮。文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的手中，完全受帝王的素质、性格、心情等因素的影响。有明一朝，特务横行，惨案迭兴，士大夫人人自危。百官上朝如赴刑场，往往与家人诀别而行，如能平安回家，则有再生之感。普通士人更是被文字狱吓破了胆。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新淦（今江西新干县）诗人邓伯言经宋濂推荐入京应试，廷试《钟山晓寒》诗内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联，朱元璋特别欣赏，他取过诗稿当廷吟诵，不自觉地手拍御案砰砰作响。跪在阶下候旨的邓伯言误以为皇上被这两句诗所激怒，吓得晕死过去，被人扶出东华门外才苏醒过来。虽有旨授翰林官，但他已成惊弓之鸟，无心食禄，以老病辞官还山。清代文祸则裹挟着满、汉的民族矛盾愈演愈烈，仅乾隆一朝文字狱总数就在130起以上。文字狱的管控连疯子也不放过，乾隆亲手经办的疯话案就有20多起。之后的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曾静投书案、吕留良文选案、王锡侯《字贯》案、《苏报》案等大小文祸前后相随，不绝于清史，以致文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检讨中国历史上的文祸，重要的是总结教训，用世界的眼光和比较的方法看出差距。14世纪，意大利人带头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成为潮流，走向近代化，而我们的明太祖却仍然一门心思强化君权，不惜制造种种文字狱，滥杀无辜的有识之士，向着中世纪落后的道路上走。清代雍乾时期，当帝王们还在以文字狱来奴化汉人的思想，整得整个民族“万马齐喑”、人才凋零的同时，法国大革命正唱着凯歌前进，英国的工业革命正以蒸汽机的发明进入强盛时代。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几声炮响，吓得大清帝国魂飞魄散，屈膝求和，割地赔款。清政府制造文祸、打压文人、摧残人才遭到了历史的惩罚。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龚自珍振臂高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三千年文祸》一书贯穿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囊括各种文祸言祸，致力于填补中国古代文祸通史的空白，故发凡起例，独运匠心；资料的获取均眼观手抄所得，力求赅备无遗；立论评议，自有心得，观点屡屡出新，希冀成一家之言。谢教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该书也体现了他的个性化思维及表述方式，论人所少论，见人所不见，不屑拾人牙慧；勘误纠谬，钩沉索隐，考据精详，极见功力；其文风质朴，文笔清新，要言不烦。谢苍霖教授写作此书，是苦心孤诣、厚积薄发的结晶。据其夫人，也是此书的合作者万芳珍教授介绍，谢教授在高校的学习和教学生涯中，酷爱读书。他在《辞源》的扉页上题写了座右铭：“孜孜矻矻，死而后矣。”20多年来，江西师范大学、江西教育学院、南昌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藏书被他一览无余，省图书馆古籍部他也是常客。日常生活中，他除了教学、吃饭、按时散散步之外，其他时间都在看书、研究。耳不听闲言，口不传闲话，行不喜应酬，与人交往，长话短说。成家后，夫妇二人省吃俭用，很快买齐了二十五史和一些常用工具书。由于不断购置，积累下来的藏书有数千册之多，多已用旧。四部的重要典籍他都浏览过一遍，连《辞源》都通读过。凡是新买的书，他必及时通读一遍，做笔记，写眉批。他系统地读过二十六史和多本子集，做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另抄写七八套卡片，一套少则百余张，多的上万张。在他看来，只有穷尽资料，才能发现有价值的论题，从而有所建树。他积累颇丰而著述慎重，厚积薄发，真正是“十年磨一剑”。《三千年文祸》1991年初版后，《读书》、《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船山学刊》等报刊先后载文评介，学界评价它是“语言文字之祸最有影响之专著”，“考论详赡，极具学术价值”。1995年被国家教委授予优秀学术著作奖。初版后一再加印。但是，二位先生并不满足于现状，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追求完美，对这部著作不断地寻找不足，不断地跟踪新的研究动态，不断地吸收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修改完善。据万芳珍教授介绍，谢苍霖先生晚年虽然身患绝症，在病榻上仍在校对引文，补充新材料，润色文字，对分析评论修改提炼，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视学术为生命，把该书当成自己的生命。可以肯定，这本书的再版，嘉惠学林，是谢苍霖先生生命的延续，是谢苍霖、万芳珍伉俪人生价值的提升。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鲁迅全集·书信》）现在，有了谢苍霖、万芳珍夫妇合著的这本《三千年文祸》，算是实现了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是中国学术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今天，站在21世纪初叶的时代高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些的文祸，是为了总结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务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发展生产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周溯源2015年7月15日于北京学思斋（周溯源，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三千年文祸-(第三版) 作者简介

谢苍霖（1947—2006）著名学者，教授，国内权威的“文祸”研究专家。《三千年文祸》为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万芳珍（1950—）南昌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南昌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谢苍霖先生之妻。与谢苍霖先生共同完成《三千年文祸》，并在谢苍霖先生去世后继续《三千年文祸》的修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