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何以言 本书特色

本书集结了夏传才教授在中国诗经学会二十年以来，为推进诗经学研究而取得的工作成果。全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部分汇集了诗经学会自成立以来与世界各国和港台学者之间的学术研讨成果，并就包括河北河间，山西晋城，陕西丰、镐和洽川，湖北房县尹吉甫故里可能作为《诗经》的发祥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详细讨论；第二部分则收录了诗经学研究领域的*新力作评述，展现国内诗经学研究的欣欣向荣。
20世纪90年代，曾有学者悲观地认为，《诗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著作其研究课题已被挖掘殆尽，但夏传才教授在《诗经》的研究领域“戎马一生”，一支铁笔著文章，老当益壮，用其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立场，吸收了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充分挖掘了《诗经》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多层面、全方位的学术价值，弘扬了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并将《诗经》推上世界文化的舞台。

不学诗.何以言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多学科交织的文化探秘之旅：八百里秦川是《诗经》的发祥地；洽川是其中璀璨的明珠？洽川大地遍布《诗经》的文化遗迹，是《诗经》的文化之乡？《关雎》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可否信为咏赞周文王和太姒的美好故事，而洽川则是中国爱情诗之源？
考证仍在继续……
◎这是一个学者对《诗经》作为本土文化精粹在世界范围内传扬的坚持不懈，这也是他的学术旨趣所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个时代的学术都与它的时代精神及其学术思潮密切相关，诗经学的研究未曾在先贤的智慧中画上休止符！
◎这也将是中国学者一步一个脚印推动诗经学国际化的明证。而他们使“《诗经》在世界”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念！

不学诗.何以言 目录

不学诗.何以言 节选

《诗经》在世界
开辟于汉代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运河”。一队队“驼舟”，运载着经济文化，从长安，经过西域、中亚、西亚，远达罗马帝国。据《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是必然学习《诗经》的。由于中亚、西亚古国先后衰亡，西域各族变迁演化，历史资料多已散佚，我们已得不到《诗经》流传情况的具体记载。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5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碑文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碑文中引用《诗经》词语二三十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的这一点资料，在久被淹没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提供几丝确实的信息：《诗经》在一千五百年前已经传到西亚、中东和欧洲。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马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开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文化，五经之首的《诗经》，传播相当广泛而长久。在以后的漫长交往中，这些地区多有通晓汉学的人士。据越南有关史书记载，《诗经》是多少世纪以来越南人喜爱的读物，李朝十世科举考试内容有《诗经》与《书经》；黎朝十二世科试以《诗经·小雅·青蝇》句为题。《诗经》是读书人熟诵的课本，在越南古代诗文和文艺作品中，普遍引用《诗经》的诗句和典故。从14世纪至18世纪有多种古越南文字译本；18世纪以后，《诗经》进一步在民间普及，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五经和史传传入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中国《南史》和朝鲜《三国史记》分别记载：公元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讲学，而百济王朝后来又派学者去给日本皇子讲授五经。新罗王朝于公元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公元958年实行科举制度，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
由这些事例可以证明，随着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讲学《诗经》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历久不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他撰写的《〈诗经〉说》，在朝鲜全面地贯彻孔子的诗教思想。《诗经》的流传，推动了朝鲜封建文化的发展，也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朝鲜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创作，都对《诗经》有所引录、模仿或借鉴。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其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主旨和经验。这部时调集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19世纪以后的朝鲜，经历长期的殖民统治，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受到阻滞。而1945年光复以来，独立的韩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这块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基础的国土上，34所大学的中文系将《诗经》设为必修或选修课，《诗经》研究成为韩国汉学界的重要课题，有多种新的韩文译本流传，其中李家源的全译本（1972年）和金学玉的全译本，获得中国学术界的好评。1992年成立了韩国诗经学会。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公元238年，倭女王遣使到魏都洛阳，建立两国关系。4世纪至5世纪，经过朝鲜半岛和海路，汉文化大量传入日本。5世纪的雄略天皇（456—479在位）致中国刘宋皇帝表，用汉字书写，并且引用了《诗经》诗句，这是日本在那时已经学《诗经》、通《诗经》、用《诗经》的确证。唐代，日本经常派人来长安留学，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前几个世纪，都是用汉文抄录和传习，从9世纪开始出现日本译文。《诗经》的流传，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对日本诗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与《诗经》有密切联系，10世纪出版的《古今和歌集》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日本对《诗经》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个阶段是18世纪以前的日本古代经学，它的基本特征是对中国传统经学的认同。平安时代（8—12世纪）讲学《诗经》，依照汉学传、笺、谱、疏；五山时代（13—16世纪）继续传入宋学著述，汉、宋疏释的歧义，产生了日本学者有所辨析的讲注本；从17世纪的江户时代起，宋、明、清诗经学名著被大量翻刻，中国学术思潮直接影响到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众多的论著和注疏，致力于考辨、抉择和疏解。从总体来看，他们无不以孔子诗教和《毛诗序》阐释的诗教理论为本，表现出朱熹的“劝善惩恶”的《诗经》观。因此，在18世纪初以前，日本诗经学没有越出中国传统经学的樊篱，甚而许多学者用汉文著书，缺乏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
第二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日本近代诗经学，它的主要特征是明确《诗经》的文学特质，开拓了超越政治、崇尚风雅的传统，显示了日本的民族特色。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兴起人文主义思潮，开始了市民文学运动。以伊藤仁斋父子为代表的古文学派，背离并批判程朱理学和朱熹的“劝善惩恶”说，恢复《诗经》的世俗文学的本质，倡导“三百篇”言人情的诗学观，提出“诗可别解”，为说解《诗经》开拓了新天地。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以来的日本现代诗经学，它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研究的深化和西方新方法论的借鉴。尽管20世纪的日本充满政治斗争、战争交替和战后的艰难，但对《诗经》的译介和研究一直持续发展。据统计，1968—1990年共产生研究文献764种。这些研究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一是以文学鉴赏的目的对《诗经》各篇的内容和艺术，运用现代文学观点进行阐释，这主要集中于《国风》中抒情性较强的一部分作品，而吸取接受美学的理论，尤其在20世纪后半世纪产生颇多的“别解”；二是对中国传统诗经学的检讨，如对编订、六义、诗序等基本问题，汉宋之争和阐释学名著评析等进行重新研讨，他们注意广泛利用中国学术资料，或补苴罅漏，或开拓新路，起两国研究互补的作用；三是吸取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将《诗经》与《万叶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等进行比较研究，进而研究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日本文学的民族性特点；四是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吸取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日本发展了《诗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并且前进一大步。他们以对中国古代宗教和西周文化的研究为支柱，运用社会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将《诗经》研究与日本古代民俗、神话、歌谣、宗教观念相对比，也通过各民族历史和民俗的比较文化研究，对《诗经》深层内涵进行探讨，有些全新的解释与传统解释大相径庭；同时，他们收集和利用各方面的材料，乃至中国的甲骨卜辞、金文、出土文物，进行具有综合性质的研究，把日本诗经学推进到新的领域。据此看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诗经学，已经突破传统格局，从形式内容到研究方法，都有重大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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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诗.何以言 作者简介

夏传才（1924— ），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曾兼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高级文学创作课程讲座教授，日本宫城女子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诗经学会创会会长，曾任名誉会长、中国屈原学会顾问、香港中国文学学会顾问、日本诗经学会顾问、世界华文作家协会顾问、燕赵诗词协会顾问、《先秦文学与文化》顾问、《诗经研究丛刊》主编。主要专著有《诗经研究史概要》《诗经语言艺术新编》《思无邪斋诗经论稿》《二十世纪诗经学》《诗经讲座》以及《十三经概论》《论语讲座》《孟子讲座》等，主编《诗经大辞典》《诗经要籍集成》（四十二卷）、《建安文学全书》等大型项目，著有诗集《思无邪斋诗抄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