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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豹子的美是难言的洁尘说来也怪，我一直觉得莫迪里阿尼像一头豹子。可能是他的面孔太俊美了，太俊美的事物总是有一种孤独的意味，就像动物中最美的豹子，它因它的美而独自游荡在丛林草原上。阿波利奈尔有一句诗：“婊子美如金钱豹。”高级的婊子应该是野性的、沉默的、孤独的，像豹子一样，又跟夜相似，淫荡而贞洁。阿波利奈尔是莫迪里阿尼尊崇的诗人，在巴黎那段未来的大师们云集酝酿的时期，莫迪里阿尼没有机会在阿波里奈尔面前展现他豹子似的美，因为他不愿奔跑。换一个意象来看，莫迪里阿尼也像夜里的一滩霓虹灯照耀着的水洼，美且忧伤，至于水是清是浊，那就看不分明了。一般说来，太漂亮的男子在女人眼中反而单薄，缺乏一种浓酽的性感气息；好在莫迪里阿尼并不完美，他太矮，差不多一米六五左右，这就有了一个缺口，他所有的令人不安的、不满的东西，通过这个缺口都有了一个说法。就我自己来说，对于莫迪里阿尼这种放肆的天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如果我和他恰巧处在同一时代而且时不时还得打交道的话，我会无比痛恨那种处境。我这个庸人，有的是一双脆弱的眼睛，经不得他那类天才的强光。我能承受的是经过处理后的光，这种光滤掉了无耻、卑劣，剩下的是一种诗意的乖张、让人爱怜的淘气和温情脉脉的无奈。七十多岁的阿赫玛托娃在1965年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与莫迪里阿尼的那段短暂的恋情时，就是这样的经过过滤的情感，是一种老人的慈祥心境。一切的扎刺都已经去掉了，回顾往昔，回顾死去的爱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凄伤柔和的了。她写到：“莫迪里阿尼喜欢彻夜在巴黎游逛。当街道陷入沉睡的寂静时，我常常听到他的脚步声，于是我便走近窗台，透过百叶窗，望着他在我窗下缓缓漫步的身影。”阿赫玛托娃的另一段与...

——引自第3页

直观的、无需分析的是，这戴圆顶帽的中年男人就是马格利特本人。他1961年在《肖像》中面对我们的时候，已是一个略显肥胖的老人了，嘴角有了一丝笑意，斜支着金属拐杖，将一片叶子郑重的举在胸前。这个时候理他谢世还有六年。到了1966年，他突然变得年轻了许多，在《皇家博物馆》和《通往大马士革》里面，大概只有四十岁左右。前者人眼如猫眼，与发亮的鼻子和嘴一起突现出来，躯体是一个镜头，现出远山的风景；后者将裸体的人与他的西装和圆顶帽并列而置，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公众场所的表情。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马格利特是愿意直面我们的。马格利特带着它的圆顶帽等待着1965年那一个闪现在树干中间的骑马的女人（《自由决定》）。关于这棵树，马格利特还有一段文字，他写道：“从地上向着太阳生长，一棵树是某种幸福的意向。为了接受这种幸福，我们必须像那棵树一样的安宁。”而这中间与马格利特最为接近的是博尔赫斯，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是如此之多，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灵光在绘画和文学这两个不同领域里的投影。在马格利特的画里，我似乎常常能看见博尔赫斯智慧的微笑；而在博尔赫斯的文字里，又好像处处浮现着马格利特那图像化了的哲学思想。这两者的交叉点就在于他们两位对这个世界、对时间、对空间、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因果关系的不同寻常的理解。当人们通常以来的意义丢失之后，会怎么样？当一种事实，比如完成了的绘画作品和完成了的文学作品，以一种正常思维中不可想象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仿佛我们亲眼看到了河水倒流、花朵在一个时刻里既是果实又是根须之类的情景，我们又会怎样？马格利特对于这样的“我们”是看得恨透的。他常常要写一些随笔，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当他们凝视一幅画时，看不出这幅画对自己有什么用处，就煞费苦心找出一种意义来使自己摆脱迷惘。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面对一幅画是应该思考什么……他们需要抓住某种东西，借以支持自己，并因此而感到踏实。他们需要抓...

——引自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