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明清社会和礼仪-民俗文化-文化科教-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明清社会和礼仪内容简介

《明清社会和礼仪/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客观地记录了一些可观察的地方礼仪传统的表达（也可称之为“有意义的礼仪标签”），这些标签包括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祗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明清社会和礼仪本书特色

明清中国的政治秩序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一直为研究者所高度关注。传统的历史学，强调朝廷自上而下的管治能力。科大卫却关注地方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和人群，看他们如何在关键历史时刻，利用物质的和符号的手段，挤进一个逐渐成形的政治制度，并安身立命于其中。科大卫是自下而上来考察国家缔造这个过程的，他告诉我们，在民间宗教仪式、宗族源流传说、社区节诞、及其他日常生活领域中，有关朝廷的譬喻，如何与地方想象互动、上下渗透，并且循环贯穿各地社会传统的建构。几百年间，以上这些过程产生出有关权力、权威、文化认同的观念与制度，这些观念与制度既多元，又一统。《明清社会和礼仪》一书是历史人类学的典范，深具启发意义。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明清社会和礼仪目录

从礼仪到国家
宗族程式：16世纪的礼仪革命与帝制晚期中国的国家
珠江三角洲的礼仪革命
“礼仪革命”在中国各地的渗透程度
民间社会、礼仪一体
从社会史出发
人类学与中国近代社会史：影响与前景
19世纪的天地会：一个解释
独立的组织
半文盲环境中的文字
反叛的传统
19世纪的演化
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从祖宗到皇帝
中国皇帝的非正式帝国：明代宗教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宗教信徒的正统
地域祭祀的整合
珠江三角洲例子的广泛含义
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
皇帝在村：国家在华南地区的体现
香港新界的传说和礼仪
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演变
结语：乡村与国家
从明代到民国
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成文族谱的政治议程
识字文化的群体资格
族谱是协约文书
内化了的宗族
宗族形成后的世系记录
结语
佛山何以成镇？明清时期中国城乡身份的演变
对佛山的两种看法
忠与义
镇的治理：铺与图
社会分界：佛山的新来者
异议者：八图与士绅
结语：佛山如何成镇
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宗族的语言
明朝的文化转型：两个例子
宗族壮大与经济发展
结语
宗族社会主义与公家掌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潭冈乡
组织结构
乡政府的工作
仲裁：乡之于乡民
土地管理
乡村关系
政治与接受
战后的结局
结语：宗族社会主义、控制以及文化转变
从华南到华北
告别华南研究
韦伯有所不知：明清时期中国的市镇与经济发展
市集与地域社群：华南的例子
士人的权力
江南的乡镇管治
一些评论
礼仪领袖
山西夏县司马光墓的土地与宗族笔记
地点
建社
确定世系
结语
动乱、官府与地方社会：读《新开潞安府治记碑》
“青羊山之乱”
建立地方社会
潞安府与藩府的关系
结论
从身份到礼仪
明中叶的“徭乱”及其对“徭族”的影响
“徭乱”
政治斗争
谁是“徭民”？
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
家庙、祠堂与嘉靖年间的礼仪改革
宋明之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祠堂”
明代珠江三角洲家庙式祠堂的演变
结论
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礼仪：评“民间社会”论争
引言
“国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演化
社会规范与礼仪规范，孰轻孰重？
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后记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明清社会和礼仪节选

《明清社会和礼仪/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要明白新界兴建祠堂的意义，便必须了解16世纪至18世纪新界宗族所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龙跃头邓氏的祠堂兴建于16世纪，其时他们控制了新界大部分地方。在早期，即使是与龙跃头邓氏共同致力于宗族建设的近亲锦田邓氏，也无法兴建祠堂。锦田邓氏反而在宗族捐建的凌云静室安放了种种祖先灵位。18世纪时，龙跃头邓氏衰落，新界大部分地方不再归单一宗族所有，“大姓”的特权和地位遂由一个约有十二个宗族团体组成的庙宇联盟来维持。宗族拥有独立祠堂与否，差异巨大。大多数庶民的子孙，从而新界的大部分家族，都是在远为简陋的神龛和墓地拜祭祖先的。祠堂建得美轮美奂，象征宗族的统一，而墓地和神龛的祭祀则否。祠堂的祭祖，所祭的是同宗各支脉的先人，多少则视乎后人所许可而定。至于墓地和神龛的祭祀，则是为个别先人，或充其量是为单一支脉的始祖而设。不同的祭祀产生不同的宗族传说。祠堂的集体祭祀产生宗族由崛起以至兴盛的传说，祠堂的建成是其明证；相反，墓地和神龛的祭祀只是产生出宗族在某村定居，而在不同地区开枝散叶的传说。一方面是祠堂数目激增，另一方面则是族谱编修的盛行。编修族谱与兴建祠堂不同，并不局限于自称书香门第的家庭。但是，即便如此，仍有迹象显示编修族谱的工作在明朝经历过一次与士大夫传统的兴起有关的转型。任何熟悉新界族谱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些族谱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开篇之际录有一长串开基祖以前的先人名字。陈永海在晚近的论文中认为，这些名字源于庐山道的授箓科仪。陈永海根据他对华南土著“猺民”人教仪式的观察，以及散见于客家历史文献的资料，说明按照庐山道的传统，男子（偶有女子）在成人仪式中获授神力并取箓名。这些名字会给记录下来，因为到了须借助神力之时，将要列出先人的整个名单。这些名单可以视作族谱，但其所追溯的不是父系亲属，而是祛邪法力的转移。这是把族谱用来作为先人力量的传承，以进行祛邪法事，士大夫则是把族谱作为整理世系之用，以确定祖先灵位放置恰当，而且香火不绝，二者大不相同。因此，新界宗族明末清初的族谱把这些箓名载入，所显示的不是当地传统的延续，而是士大夫编修方法的转型。①与祠堂激增和族谱编修密切联系的，是士大夫所定礼仪的流行。明朝以来，这些礼仪的标准典籍恐怕便是大儒朱熹（1130-1200）所撰的《家礼》。《家礼》中的不少规条仍可在新界找到。不但婚丧礼仪与书中所言一致，就连许多祠堂中灵位的样式也遵循书中的细节。但是，谁也别以为可以在新界找到《家礼》所规定的婚丧仪式：正如醮会的情况一样，乡村并不严格跟随书中所载行事，而是把书中规条与源自不同传统的仪式相结合。尽管这会让人觉得是选择性的遵循，但比遵循本身更重要的是对这遵循的信念，而这信念不但是由礼仪合度，也是由文本的广泛使用支撑起来的。然而，我在新界并未见到过任何《家礼》。就我和其他人所见，常用的是一些乡村手册，几乎都是手写本，里面备有婚丧礼仪、土地买卖、信札，以及其他乡村活动的标准文件。一般相信，这些手册所载者即为这些文件的“帖式”。仪式中可能记录和使用过标准文本，而村民对此的信念表现在他们对所获得的文字记录的尊崇。文本的广泛使用向村民表明，乡村仪式只不过是祖传典籍中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的仪式的若干变种。②……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明清社会和礼仪作者简介

科大卫（David Faure），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牛津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历史学研究教授，近年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