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作为粤东客家人宗祠、祖屋空间载体的围龙屋古建筑面临城市拆迁的境运，以及客家人对此的反应、态度和行动。该书整合民族学、人类学、客家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和“文化抗争中的相互建构”的分析框架，重点阐述了客家宗族针对城市拆迁而发起的保护围龙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因、过程、特点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深入分析了客家宗族社会与现代变迁、文化保护与现代化等问题，探讨文化抗争背后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及策略手段，回应了民族学、人类学关于传统文化研究与保护、族群文化和认同等主题。全书共分十章，并附有大量调查资料及图表。本书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次重版新增了若干篇书评，共约35万字。该书荣获江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很好成果奖一等奖，也是所在学科惟一的一等奖获得者。

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 本书特色

《动荡的围龙屋》采用翔实的**手材料，娴熟运用族群文化理论和“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通过对粤东客家地区的古建筑保护事件的全程跟踪调查，充分展示了客家族群的文化坚守、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巧妙回应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主题。该书荣获江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也是所在学科一等奖获得者。

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 目录

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 节选

第二节 祖先的威名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奋起护祠时，无论是与护祠事件直接相关的钟屋人、廖屋人，还是与此无关的同村叶屋人、李姓和熊屋人等，他们的回答**句话往往都是：“我们是客家人，对祖先很重视，祠堂当然拆不得！”这是一种朴素的祖先崇拜思想。
在传统客家社会，宗族制度发达，宗族观念强烈，祖先崇拜内化为客家人熟悉的、亲切的知识传统和组织体系，并内化为一种思想观念和集体记忆，沉淀为客家族群文化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客家人对祖先的敬奉极为虔诚，不仅祭祀形式繁杂、种类多样、仪式隆重，而且祭拜的对象远至姓氏始祖近至亲生父祖，甚至是他姓外人或人格化的神明，皆依次敬奉、虔诚祭扫，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祖先崇拜原生与再生的二元形态特色。这除了“崇本报先”、光宗耀祖的一贯目的外，还与历史上客家人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粤东客家人的祖先崇拜不仅体现于祭拜仪式，还见诸风水知识和实践，凝聚于族谱族训、堂号堂联之中。钟屋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等祖先有规定，百世不迁”，既然是“百世不迁”，自然更不允许有破坏性的拆迁了。“百世不迁”这一寿山公祠上堂龛联的内容，据说自创祠起一直沿袭至今，它早已化为钟屋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是钟屋人自发护祠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柱，并成为护祠文化抗争的动员方式和象征性资源。因此，祖先崇拜是观察分析、深入理解客家文化的在地化及其客家社会特质的关键所在。
对钟屋人来说，祖祠就代表着祖先，护祠就是保护祖先，而寿山公祠、州司马第对他们来说，既是宗族的象征和代表，又是名利角逐场域，钟屋人参与护祠的动机可以说完全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从尊敬祖先、维护祖业等角度出发，他们的动机无疑是“公”行为，为此而花费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和精力，一些人甚至能够抵制种种诱惑，拒绝开发商、拆迁部门的重金诱惑，一些党员和公职人员不惜冒着受“处分”和“制裁”等危险。这些举动在某个意义上似乎很不理性，然而从缅怀先祖，获得祖先的保佑和风水的庇护，以及捞取名声、地位、威望甚至是利益等方面来讲，其护祠抗争显然又是“私”行为，且太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选择，无疑是“理性”的。参与护祠，就是看似不理性的理性举动。从护祠事件可看出，宗族的复兴和重建既有对祖先“慎终追远”为特征的“孝”观念的深层结构的回复和重合，又有现实功能尤其是满足利益的需要，不同的钟屋人参与护祠抗争的目的不一，有的是为求名，有的是求地位，有的则是求财，宗族被他们当成一个手段、一种工具在操弄和实践。
这种宗族的文化象征和利益追求，配之以客家地区一以贯之的祖先崇拜和风水认知，形成的合力对钟村护祠抗争起着巨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祖先的观念不仅是象征性的，还具有潜在的权威和制约，随见于客家社会生活中，意即若独自负责、承担不起某件事情，将会对自身和家庭带来不吉利的影响，特别是从事维修、建设祖祠等事情，因为与宗族和祖先有关，因而煞气大，如果领头人的能力和运辰“压唔过”的话，会带来灾祸。因此当钟校长被赶下台，钟屋人认为这是他“揩唔起”的结果。又如，旅港宗亲钟木生在2005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他不是不愿独力承包某个项目，而是需要众人一起努力，哪怕是捐一元钱也好，在此基础上，若钱不够的话则由他负责解决。钟木生的言行亦有出于“压唔过”的担心与考虑，钱哥也曾多次说祖宗的事业不能由某人、某家包办，而应“福田大家种”，众人都要出钱出力，这与“压唔过”是同一个道理。
应该注意的是，钟屋人虽然通过采取各种文化手段策略而赢得了护祠抗争的胜利，但并不是任何东西都会成为钟屋人护祠抗争的工具和武器，它们也不是随意地被用之于抗争，对此钟屋人有相当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而这种行动的理性主义正是出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知和自觉。已有研究表明，很多运动组织者发现，要说服群众起来反抗，很难用一种外来的、陌生的论述来加以灌输。钟屋人所借助的手段和工具，其实就是他们耳熟能详、众人皆知的一套日常生活常识和文化知识体系，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网络，故能运用自如，且运之有用。
因此，钟村文化抗争的焦点是围龙屋这一空间载体，但其意义却在于其背后所负载的客家社会和文化。钟村的文化抗争镶嵌于粤东客家地区的在地社会文化结构中，它反映出客家人的文化自觉和对当代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在另一个层面上让我们从“客家是什么”的追问转向“客家如何”的真切认识，增进对客家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和掌握。K城是世界客都，客家文化纯厚而深重，加之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面对传统文化资源被侵占的危机，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围龙屋、宗族组织、祖先崇拜、风水认知等传统文化资源和力量进行动员和抗争，*终遏制了这场拆迁，取得了抗争的胜利。这种“抗争的文化网络”隐含并表现着客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这是客家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也正是钟村护祠行动不是单纯依靠上访等正式的、合法性途径或诉诸强力阻拆、拼死相护等暴力反抗而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所在。

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 作者简介

周建新 （1973— ），文化人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客家研究所所长。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艺术科学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秘书长、深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客家文化、区域文化产业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3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省重点项目十余项；出版著作7部，发表论文15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 项，其中一等奖2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