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章永乐，笔名海裔，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016），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近期研究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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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永乐，笔名海裔，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016），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近期研究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

精彩摘录

康有为虽逆大势而败，并不能直接证明顺势者之高明。一时顺逆，不可据以抑扬豪杰；一味顺势，适足因之断定小人。盖历史之势，绝非其直如矢，而历史中人，终当有所保守。此非关血气之衰，亦非只问应然，不顾现实。乃因人之所守，其实亦势之所守也。康子于旧制度、旧文化、旧士绅命无可续之际，倡君主、教会、精英。此似逆势而行，实则大势因之而成。大势取康子之方向，而不取康子之道路而已。“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1]即此意也。岂止大同而已，康有为要保国、保君、保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一统、君主制、新精英和公民宗教的道路。历史同康有为，更同他的对手们开了个玩笑。虚君共和是寓共和制于君主制之内，孔教会是寓政党于教会之内，三世说大同义是寓共产主义于儒学之内。历史之所成，其实与康子内容全同，而显隐颠倒、表里皆反。无产阶级专政是寓君主制于共和制之内，革命政党是寓教会于政党之内，革命史观是寓儒学于共产主义之内。在共和之内的，是无身体的、普遍化的“新君主”；在政党之内的，是有共同信仰、社会构建能力和先锋表率作用的新教士；在革命史观之内的，是经过重新解释的大同小康学说。共和制、新君主、新教会、新民与新精英就是现代革命的真正原理。这条原理的实现，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实现的契机，就是整整一百年前，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主义”。这既是十九世纪西方的破题，也是十九世纪中国的破题。

——引自第1页

我们的日常讨论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心系天下的“气场”，在这里，尚未摆脱生计困境的年轻人关注一个遥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国度，被认为是值得鼓励，乃至于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比一切物质性的奖励都更有利于思想的事业。

——引自章节：后记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