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历史文化-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内容简介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600多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纳粹分子的疯狂屠杀，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帮助的犹太难民关上大门，而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向犹太难民伸出了援手。约有2.5万名左右来华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诺亚方舟”，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艰难岁月，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本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来华避难的这段历史。
潘光，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政法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在犹太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首席专家。1993年获詹姆斯·弗兰德中国一犹太研究学术奖，2004年获俄罗斯总统普京颁令授予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2006年获奥地利政府授予奥地利大屠杀纪念奖。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与本书相关的主要著作有《犹太文明》《犹太民族复兴之路》《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法德文）、《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犹太人在亚洲》（中英文）、《犹太学和以色列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英文和希伯来文）、《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离散与避难：犹太民族难以忘怀的历史》等十余部。

作品目录

前言
编辑说明
史述篇：
在华犹太难民社区的形成、发展和结束
第一章：欧洲犹太难民来华避难的远因近由
第二章：犹太难民来华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1933—1941）
附录
来沪犹太难民人数考
第三章：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社区
附录一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
附录二
上海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活动
第四章：来到中国其他城市的犹太难民
第五章：上海“最后解决”方案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第六章：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患难友情
第七章：在华犹太人的离去和来华犹太难民社团的结束
附录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裔重返“故乡”的热潮
理论篇：
理论视阈中的来华犹太难民和中犹关系
第八章：犹太难民来华的国际背景：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的影响
第九章：“推拉理论”和犹太难民来华动因探析
第十章：流亡与坚守——离散族裔理论和来华犹太难民社区
第十一章：关于犹太难民集体记忆和“中国情结”的理论思考
附录一
“集体记忆”理论的西方言说
附录二
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调研报告
第十二章：在夹缝中拼搏求生：来华犹太难民劫后幸存之原因
第十三章：传统史学、公众史学和口述史学的完美结合
—20世纪中叶至今来华犹太人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演进
模式篇：
犹太人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
第十四章：纳粹大屠杀之前的犹太人离散避难史
第十五章：纳粹暴政期间的犹太难民：中国之外的避难和救助
第十六章：来华犹太难民特点之一：开放型的大城市成为犹太难民的主要避难地
第十七章：来华犹太难民特点之二：犹太难民生活在一个没有原发性反犹主义的氛围中
第十八章：来华犹太难民特点之三：犹太难民的避难地有一个先期到达的实力雄厚的犹太社团
第十九章：来华犹太难民特点之四：犹太难民群体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附录一
《上海犹太纪事报》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
附录二
流亡中国的知识难民
第二十章：来华犹太难民特点之五：犹太难民利用列强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
附录一
“梅辛格计划”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附录二
柴田回忆自己因暗中支持犹太人而被捕的经历
关于来华犹太人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后记

热门书摘

科恩提出流散也可以适用于描述因为贸易和商业网络、在国外寻找工作以及帝国殖民而形成的侨民，从而依据族群迁移的原因划分出了五大流散类型：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受难型、以印度人为代表的劳工型、以英国人为典型的帝国型、以黎巴嫩人为代表的贸易型和以加勒比人为代表的文化型。

反犹主义的实质是作为“主人”的多数群体敌视生活在其中但保持独立认同的少数群体。犹太人的长期流散和无家可归的特征使之成为一个“无民族的民族”，往往被移居国的主体民族视为“我们中间的外人”而易于成为“内部敌人”。

完全世俗化和改宗的犹太人之分，政治倾向也各不相同。这种流散族群的基本特征也深刻地影响着来华犹太难民的社区生活。尽管这些难民都被纳粹打上了犹太人的共同标签，都面临着反犹政策和战争的共同威胁，但是他们在原来生活背景下所形成的语言、宗教传统、政治观点等诸多差异并未在短时间的磨合中有所减弱。因此，来华犹太难民既寻求通过社区自治的各种活动增进凝聚力，但又不可避免地分化出各种小圈子。

时，犹太难民在上述活动中又分化出了相对独立、别具特色的小团体。在宗教信仰上，德奥犹太难民中的改革派从“中欧犹太协会”中分化出去成立了独立的“中欧犹太改革派协会”，并聘请拉比举行标准的改革派宗教仪式。波兰犹太难民的到来则大大增加了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影响。为满足这一部分难民的宗教教育需求，波兰犹太难民在俄罗斯犹太社区的帮助下创办了塔木德经文学校，此后又开办了正统派女校，均由1941年8月来到上海的密尔经学院的师生担任教师。相对独立且较为团结的波兰犹太难民还对“隔离区”进行抵制，经与日本当局交涉后，使密尔经学院的师生获得了在隔离区外的阿哈龙会堂坚持宗教学习的权利。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则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时常聚会。在政治上，上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受到时局的影响出现了严重分歧，犹太难民的复国主义组织也一度分裂，但在进入“隔离区”之后又重新联合起来。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还定期举行聚会研讨马克思主义。综上所述，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当时上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华洋共处局面为来华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宽容的外部环境，使之能够在当地生存下来并与中国居民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在犹太难民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大屠杀所带来

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时刻，“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共度今天的难关，我们的未来就注定会灭亡”。拉宾诺维奇于1941年5月创办了俄文杂志《我们的生活》，其宗旨是成为“上海犹太民族独立民主思想的喉舌”。

次，犹太难民还提升了上海犹太社团的宗教活动和文艺生活的质量。犹太教作为犹太文明的核心与支柱，是犹太人在长期流散中维系族群集体认同最持久、牢固的精神纽带。犹太教中由拉比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和主持宗教仪式，因而成为整个犹太社团的精神领袖。但在相当长时间内，上海犹太社团只有一位正统派拉比，从而使得犹太会堂的宗教活动对于非正统派犹太人缺乏吸引力。欧洲犹太难民的到来，则带来了不少各派别的拉比。如密尔经学院的正统派拉比学识渊博，将严格规范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教育带到了上海，而德国犹太人中的改革派拉比，则有助于吸引非正统派犹太人参加宗教活动。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犹太教凝聚社团认同的功能。

中国对犹太难民的善意在官方、团体组织、舆论媒体和民间都有体现。早在1918年，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录就在写给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伊利·嘉道理的信中，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尊重“贝尔福宣言”的精神，表达了对犹太人重建家园的支持。1920年，“中华民国”的创建人孙中山也通过书信表达了对犹太复国运动“满怀同情之心”。1933年，宋庆龄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申报》发表了《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抗议书》，向德国法西斯迫害工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的非人道行径提出“最严重之抗议”。1939年，基于联合弱小民族和改善与英美等国关系的出发点，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孙科提出议案，建议在中国西南边区划定犹太寄居区以容纳欧洲犹太难民。此项提案经国民政府多个部门讨论并制定计划，虽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然国民政府对犹太民族命运之关切已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