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目录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内容简介

中国语言学史是属于学术史性质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要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渊源、流派，探索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规律，对中国历史上产生的语言学著作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评价，从而促进我国语言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何九盈先生就是抱着这样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何先生将中国语言学史分为两个阶段：古代和现代。此书是古代部分。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节选

第五节汉代文字学
两汉时代所发生的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斗争，直接推动了汉代文字学的发展。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培养了一批有高水平的文字学家，产生了像《说文解字》这样的优秀名著。可以说，《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派战胜今文经学派所建立的一座丰碑。
何谓“古文经”?古文经原本主要是指秦以前用鲁国文字写的经书。它是与“今文经”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所谓“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经书。这两种经书的不同反映了从战国到汉代中国文字的演变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立即着手了“同书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刻石》)的工作，对汉字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规定以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从而结束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到了汉代，隶书成了通用文字，不仅战国文字一般人已经不认识，就是秦代小篆也为多数人所不认识了。如汉武帝时有一位名叫石建的郎中令，他在写奏折时，把篆文(马)字写错了，非常惶恐，担心皇帝要定他的死罪。(建日：“误书!‘马’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另外，像蒙童识字课本《仓颉篇》，其中“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公元前73年一前49年)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之外孙之子杜林(?一公元47年)，为作训故”。②直到东汉初年，篆文的书写还相当混乱。如光武帝时，城皋县县令、县丞、县尉三颗官印上的篆文“皋”字，就有三种写法。“城皋令印， ‘皋’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③因此，马援上书，要“荐晓古文字者”，“齐同”郡国印章。这些事实都说明，汉代只有少数人懂得古文字，古文字
(小篆及六国文字)已成为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再也不是全国通用的书写工具了。
隶书兴起，古文废绝，为什么会形成学派斗争呢?与文字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汉武帝末年，有人从孔子住宅的墙壁里发现一批古文儒家经典(《古文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从文字形体到经书内容都与当时流行的经典不同，如拿古文尚书和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相较，有脱简，有脱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④。这些古文经在西汉时期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的经学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人，古文经学是不列于学官的私学。汉哀帝(公元前6年一公元前1年)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遭到今文学派的强烈反对。为此，刘歆写了有名的
……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相关资料

“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章学诚这话颇有几分道理。它说明历史著作很难写，也说明社会对史学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学术史当然不能与社会史相提并论，但要把学术史写好，并非易事；要把中国语言学史写好，尤非易事。
中国最早的、独具规模的学术史专著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五四”以后，单科学术史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惟独语言学没有系统的、完整的发展史问世。直到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出版，才算填补了这个空白。王著有导夫先路之功是这种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这种研究工作的终结。所以有步后尘之作。我写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著作。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写然后知难。青年时代，我听过王先生讲《中国语言学史》，“知不足”矣；壮年时代，我教过几遍《中国语言学史》，“知困”矣；后来，写了《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知个中之难矣。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知难而进也。自反而思，一部语言学史，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戛戛乎其难哉!
第一难通古人之书。以钱大昕之博学多才，犹感叹“史之难读久矣”!而况古代的语言文字学著作，多系专门绝学。啃一部著作比啃一个苦涩的干果还苦涩。义例纷纠，概念混乱。转注假借，如何定义?内转外转，怎么区分?“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至于《尔雅》产生于哪代，《韵镜》产生于哪朝，三十六字母何人所作，《中州》与《中原》是什么关系，聚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二难通古今之变。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如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研究学术发展史，宜贯通古今，其理至确，不用多说。所难者在于明变。“变”就是发展规律。不明变，其蔽也有二：一是拔高古人；二是苛求古人。拔高古人的结果，就认为《切韵》音系是洛阳音，是长安音，是活音系；苛求古人的结果，就大骂许慎不通，痛斥“明朝人的胡闹”，乃至于中国古代根本无语言学可言。王国维的方法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主张“不屈旧以从新，亦不屈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实”。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学，其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以“外来之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屈旧从新”、“屈新从旧”这两种偏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章学诚说：“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以西洋之衣冠绘中国古人之图像就更是不可以的了。
第三难于别裁识断。学术史不是谱牒，也不是流水账，更不能依样画葫芦。何九盈写的语言学史就应该体现何九盈的别裁识断。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硬要用普罗克鲁斯特床来衡量，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短长了。但别裁难免入主出奴，囿于成说；识断难免自以为是，轻议古人。所谓“公论久而自定”，往往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公论”之中就不乏传统偏见和常识性的错误。《四库总目提要》是钦定的“公论”，它对历代小学著作的评价，不公之处甚多。至于钱大昕斥责的“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疯痛……陈义甚高，居心过刻”，这样的别裁识断更当引以为戒。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完稿于1983年，出版于1985年。七八年来，本学科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个人对某些问题也有新的看法。再看原书，取舍不当，见解不精，往往而有。这次增订，采纳了某些新的结论，补充了不少材料。第一章增加了一节《先秦时代的文字研究》。其他章节，大框架未变，具体内容多有补充、修改。限于精力，加之学问没有多少长进，无力另起炉灶，结构新篇。书中某些具体作品的评价，犹未敢视为定论。
本书1985年问世后，曾受到海内外同行及学人的关注与肯定，并发表过评介文字。言多溢美，其实难副。但我十分感谢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我与他们，素昧平生，盖因学术乃社会之公
器，他们原本没想到什么“感谢”的。而且著作一经发表，褒贬随之而来。褒，固然可喜；贬，亦不足忧。“况乎萤光自照，蚁封自高，得其所得，聊为怡悦，讵谓与斯世竞短长哉!”王筠这种态度，是否也有几分哲理在其中呢?!
现如今，出书难，出语言学的书尤难。盖此类著作实在是与孔方兄缘分太薄。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却另有不同时俗的考虑，他们愿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增订版，并愿意出版我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增订完毕后，意犹未尽，就写了上面这些话作为序言。
何九盈1992年元月
北京西郊中关园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作者简介

何九盈，湖南安仁县人，1932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古韵通晓》(合著)、《古汉语词汇讲话》(合著)、《实用文言词典》(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