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信 内容简介

《那年那信》是央视主持人敬一丹继《我遇到你》之后的全新作品，是一部“家世”式的成长记录。这是普通新中国家庭的故事，点点滴滴中有辛酸，有欣喜，但始终伴随着家人的浓浓温情。
在本书中，敬一丹通过“信中信”的方式来讲故事，30篇文章中浓缩了1700封家书，满满的生活细节，生动地勾勒出随着不同年代而变迁的世间图景，读起来尤为真实感人，仿佛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本书从1950年写起，讲述到今天故事仍在延续，时间跨度68年，涵盖了五代人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阅读的过程中回首过往，会看得更清晰透彻，未来的路自然会走得更从容明白。

那年那信 本书特色

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温情回首之作，看清来时的路，关乎我们未来的样子。
30篇文章，40幅手绘，跨越68年时光，浓缩1700封家书，承载五代人的记忆，再现大时代中的悲喜与离合、纯真与温情。
书中没有高深的论题、传奇的事迹，讲的都是家人之间的点点滴滴，反映新中国家庭的生活变迁。
细节生动，读来令人或会心一笑，或潸然泪下。
本书采用全彩四色印刷，配有精美手绘插图。随书附赠敬一丹写给读者朋友的信。

那年那信 目录

那年那信 节选

假如没有姥爷
林林：
给你说说我姥爷的故事吧。
我的姥爷去世时，你才3岁，你可能不记得了。
那时，我在北京读研，遥望东北，默默流泪，向姥爷致哀。
在我们姐弟小时候的家信里，总会出现“姥爷”。这么多年过去了，姥爷带我们走过的日子，仍在眼前。
我姥爷来了。
那是让我惶惑的1968年秋天。
那一年，在几个月之内，妈妈、爸爸、姐姐先后离开家，爸爸去了学习班，妈妈去了干校，姐姐成了下乡知青。每走一个人，家里就空一块，我一点点失去了安全感。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弟弟了，我13岁，大弟10岁，小弟7岁。
那日子怎么过呢？这时，姥爷来了。
姥爷是个大高个儿，但背有点儿弯了；浓眉大眼，但眼角垂下来了。
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我和弟弟们写给妈妈、爸爸、姐姐的信里，总会提到：
我们很好，姥爷也很好；
姥爷不咳嗽了，身体很好；
姥爷给买香瓜了；
我以后一定多干活，不让姥爷生气；
姥爷前几天肚子难受；
姥爷在，我们都不太觉得寂寞。
1970年2月4日，我给妈妈的信：
妈妈，你给姥爷做一身能套棉衣的外衣吧。姥爷在咱家很辛苦，每天做饭，姥爷的衣服有的地方都可以照见影了。
如果家里有布票，我一定给姥爷买。
家里过紧日子，姥爷先给我们立了规矩，花钱得报账。
记得那时，姥爷派我和弟弟们出去给家里买东西，姥爷估摸着预支些钱。等我们完成任务回来，酱油多少钱，醋多少钱，得说清楚，找回来的零钱都得交给姥爷。
有时，找回一分钱，心想，姥爷不会要了吧？但姥爷还是会问：“找的钱呢？”姥爷不识字，只认识数字，却会打算盘，记账靠心记、心算，脑子特好使。
两年后，妈妈终于回家了，姥爷把攒下的200元钱交给了妈妈。妈妈意外，日子这么紧，怎么会攒下钱呢？姥爷说：“就是怕你们再停发工资，孩子们得吃饭啊！”
姥爷有时晚上喝一点点白酒，但从来没有什么下酒菜。冬天里的一天，我给他买了一点儿粉肠，让他喝酒时切上几片。可那天回家掀开锅盖，闻到一股香气。原来，姥爷把粉肠和白菜炖在一起，都给我们大家吃了。那天，吃得很香，心里却很难受。
家里有了大人，我们姐弟有了主心骨、有了安全感。可是，我没想到，姥爷也会失去安全感。
那次，家里遭到搜查，我蒙了，姥爷也蒙了。老的、小的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妈妈在干校为什么失去了自由。姥爷看着他们翻箱倒柜，眼睛里充满了不安。他默不作声，从此，落下一个毛病，头不自觉地晃动，很久都没有好。
1969年冬，我妈妈被派到黑龙江的呼玛县工作队，那里冬天常常零下40多摄氏度。姥爷时时惦记着她，常会在我们写信时，坐在旁边，说上几句，让我们写上。
12月12日，大弟写给妈妈的信，带去姥爷的嘱咐：
妈妈，姥爷说：“你要是上哪儿去坐马车，拿纸把脚包上。买一个新鞋垫留着，等坐马车的时候，再垫在鞋里。省得冻脚。”
那时，姥姥时常要去舅舅家，姥爷就一直守着我们。我隐隐能感受到姥爷的寂寞。
太阳照着窗子，窗框在墙上留下影子。太阳升起，落下，影子随之变化。姥爷常常看着墙上的影子，说：“你看，影子到这儿，是10点。过一会儿，到那儿，就11点了。”
姥爷看着那日影慢慢移动，心里在想着什么？也许想，他的女儿有难，不知何时回家；也许想，他这大半辈子遇到的难。
姥爷12岁就出门为家里谋生了。他说：“那以前，脑子像一盆清水似的，可好使了。后来在大车店打工，没白没黑，迷迷糊糊的。”劳累、贫困、战乱，伴随他的大半生。
姥爷从小失去上学的机会，他当了父亲以后，再穷也供孩子上学，不论儿子、女儿。我妈在学校得了奖状，拿回家，我姥爷高兴的啊，一边把奖状贴在墙上，一边夸着：看我大闺女！
他曾对子女说：“我就是拿着棍子要饭吃，也要供你们念书，长大了能看书就行。”可是，自己不识字，是他ZUIDA的遗憾。
我看书，他抽着烟看着我。过一会儿，他说：“一丹，你给我念念。”我于是念给他听，忘了当时念的啥书，姥爷听了一会儿，说：“别念了。”可能，他听起来没啥意思，他想听的是啥呢？也许是评书、唱本、老故事，杨家将、水浒一百单八将什么的。可那时，那些适合他听的东西，都成“毒草”了。
有了姥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不论是穷日子还是愁日子，他都能找出乐儿，他从年轻时就是这样。我妈妈曾写道：
小时候，爹赶马车风尘仆仆地回家，一进院就喊：“大丫头，车上草里有花！”原来，他在草甸子割草的时候，遇到野花，就留心割下来，捆在草里带回家。因为，爹有七个孩子，五个是闺女，爹知道，闺女喜欢花。
闺女闻声奔来，把草捆打开，野百合！黄花！蓝雀花！闺女一枝枝挑出来，找几个瓶子、罐子，装上水，乐乐呵呵地把花插起来，贫寒的家里立刻就亮堂起来。
爹看着花和女儿说：“好看吧？”女儿看着花想，爹奔波养家那么累、那么苦，还有心思给女儿采花！
果然像我妈说的，姥爷把愁日子过得也挺有趣。
“冰棍——3分钱冰棍——”
吆喝声刚落，就听小弟在院子里冲着四楼阳台大喊：“姥爷！姥爷！”
望下去，小弟正伸出三个手指头，充满期待地看着姥爷。姥爷就随手用夹衣服的小竹夹子夹上3分钱，朝小弟扔下去。小弟的目光紧盯着“目标”，飞快捡起，奔向冰棍！
有的时候，姥爷会逗一下小弟，他用竹夹子夹上小煤核儿扔下去。小弟不知有诈，跑去，捡起，兴奋，失望。楼上楼下逗着、乐着，然后，姥爷再扔下去3分钱，看小弟欢天喜地、心满意足地吃冰棍。这成了爷孙俩的游戏，老少都挺乐呵的。
姥爷不识字，却有见识。
日本侵占东北时，姥爷对孩子们说：“咱们是中国人，不是伪满洲国民。”学校强制学生学习日语，姥爷却说：“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两年就用不着了，小日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文革”时，他看着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说：“林彪是奸臣。”我听了吓一跳，问：“你咋知道？”他说：“你看吧！”那时，到处都在喊“永远健康”。后来发生了9•13事件，我想起这事儿，姥爷不识字、不开会、不看报，是非忠奸，他怎么看出来的？
姥爷平常唠嗑传下来的话里，更有着民间的智慧：
苦是人受的，亏是人吃的；
穷也不泄气，富也不张狂；
人在难处拉一把；
遇到灾难时，要退一万步想，和更糟的事比，就想开了；愁眉苦脸也是活，欢欢乐乐也是活；
人心要大，什么都能装得下。
姥爷去世的时候，爸爸给我写了一封信：
姥爷去世了，大家都感到悲伤、想念。不过，已经81岁的人了，临终时又是那样安详、平静。人们说，是喜丧，的确也是这样。
现在，我们记着姥爷的好处，经常想着。我和你妈妈被“改造”的几年中，姥爷领着你们仨过，那时的记忆，应该是特别深的。
记得有一张画，名叫《父亲》，画的是一位老年农民，满脸皱纹，可是眼神里看出是那么和祥、慈善，充满了希望。对这幅画你可能也记得，可惜手头找不到了。
我常常想，姥爷，就是那样的人，他就是，朴素而又倔强的人。
在困难的时光，和谁在一起，那个人留下的记忆就会是刻骨铭心的。
林林，你想，假如没有我姥爷，那些日子会是什么样儿？那一定是愁云笼罩的日子，我和弟弟们的性情可能是忧郁的、胆怯的、缺少安全感的，甚至是扭曲的。
幸好，有姥爷在，我们度过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我姥爷—你太姥爷的名字叫：韩忠堂。
一丹姨
2018年1月

那年那信 作者简介

敬一丹
1955年生于哈尔滨；小学就读于哈尔滨市文昌、国庆小学；中学就读于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在小兴安岭清河林区度过四年半知青生活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毕业后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在北京广播学院获硕士学位并留校；1988年进入中央电视台。
三次获主持人金话筒奖；主持《感动中国》16年；主持《焦点访谈》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