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版新印本序(二〇)
前言(一九八四)
再版前言(一九八七)
“三联版”序(一九九三)
增补本序(一九九九)
**章 由新石器时代到商代
**节 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第二节 中原四周的新石器文化
第三节 商以前的国家与部落
第四节 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
第五节 商代的国家
第六节 商代的农业与文字
第七节 结论
第二章 周的起源
**节 周人祖先
第二节 考古资料上的先周文化
第三节 周人的迁徒
第四节 周人与西方羌族的关系
第五节 渭域创业
第六节 周原的遗迹
第七节 商周间的关系
第八节 一个推测
附录:谈西周文化发源地问题
--与许倬云教授书
古公賣父时代的先周
--谨答饶选堂(宗颐)教授
第三章 克商与天命
**节 周人的实力
第二节 实始翦商
第三节 武王克商
第四节 周人的天命
第五节 结论
第四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
**节 迁殷遗民
第二节 周人与殷人的交融
第三节 周人与其他姓族的关系
第四节 结论
第五章 封建制度
**节 分封的本质
第二节 诸侯徙封的例证
第三节 氏族组织
第四节 封建制的层级
……
第六章 西周中期的发展
第七章 西周政府组织
第八章 周人的生活
第九章 西周的衰亡与东迁
结论
引用书目
附录 西周考古的新发现和新启示
图版
在《西周史》中,我着重的是,西周从一个蕞小的部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建构了跨越国家的封建秩序。我尽力描述西周在成立国家以后,内部的改变,尤其提出国家统治机制的发展,以至于职务专业化、逐步形成官僚体制的过程。我也提出,西周中叶以后,经济力量逐渐发展,呈现政治力量以外的社会力……在文化发展方面,《西周史》的描述,着重在西周文化圈的扩张,甚至跨越了政治力量的版图。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对于二十多年来的新发现,《西周史》本应重新改写,但是我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没有力气再重起炉灶。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既有考古的田野经验,又有阅读文献的能力,他的新著,就是讨论西周的官僚制,用了许多新的材料,在我所讨论的官僚制度上,有更多的发展和说明。因此,我请求他为新版的《西周史》撰写长跋,交代这二十多年来种种发现的大概情形,使得《西周史》的读者,从这新数据上,可以想象还有多少应当涵盖的问题可以讨论。我想将来有一天,李峰教授会自己写一部新的西周史,来代替我的旧作。
“三联版”序
《西周史》**版出版已逾十年,增订本中加了有关衣食住行及人生仪礼的部分,也已逾六年了。我的字迹潦草,亏得联经打字同人,居然认得!但是排印之后,终究有若干错误,我自己作“三校”,均在暑期返台之时,手头无书,全凭记忆,有时填补缺文,有时校正误笔,甚至竟有将未错之处反而改错之例。这次三联改排出版大陆版,得韩林德先生及中文大学数位同学之助,得以改正不少错误。但是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仍难避免有未找出来的错咎。
《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若要为历史人物作传;当然,这些人物都应有纪传。单以周公是“摄政”,抑曾称“王”,即可有不少文章。甚至,金文铭辞中,也颇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如明保,如中懋父,如毛公……,也均有资格列入专节。但是,本书的重点是文化史,迥异于一般以政治事件为主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重要人物有其突出的贡献,此种人物大致是思想家、宗教领袖、文学家、艺术家,及学术界的杰出之士。这些人参加了阐释过去,塑造未来的文化建构大业。政治人物对于历史与文化有其贡献,或发生作用(正负作用均有可能),则往往又兼具上述几项人物中之一部分功能。在西周文化史上,如果周公的确发展了天命观念,甚至发展了《易经》的阴阳之理,则周公即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周公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又与其摄政或践王位无明白可证的关系。在本书中,天命观念的讨论,占了不少篇幅,全在于天命观念的本身意义,无须系之任何个别人物。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中外学者对于本书中讨论先周文化及周人来路方面,颇有意见,大致以为岐山周原已是先周之所在,不须再引述钱穆与邹衡二位先生的意见,以致牵涉很多,枝蔓太甚。本书第二章附录中,饶宗颐一函即是此种看法。美国夏含夷先生(Edward Shaughnessy)在“Early China”的书评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周人先世*后落脚生根在岐山之下,更早必有其来历,而周原的先周文化也只是周人在这一地点留下的文化。钱、邹二位先生,各别从不同性质的史料建构了颇有意致的假设。傅斯年先生标出周人与夏人之间的关系,则又是另一自成系统的假设。三套假设配合成套,又颇能彼此合辙,是则综合三家假设,宁非也是颇为有趣的联缀?当然,这些假设还不能充分证实。另一方面,至今还未有其他更为引人的成套假设,提出更周全的解释。因此,本书中对于钱、傅、邹三家之说,也仍保留,当作一种可能性。毕竟,古史的资料大少,重建古史,宛如拼凑已经切割为千百残片的图画,而其中不少残片已永远失落。后世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拼成几块算几块,大可不必将别人拼成的残落一角,完全一笔勾销。
本书待补的缺失不少,我自己想做而一时做不到的工作中,有一桩是古代民族的分合与移徒。周人在先周时期的移徙,不过是古代许多族群移动消息中的一项而已。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各地区有不少地方性的文化,单从邻近文化的相似之处看,邻居彼此学习,自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不过,若是某一地点的上下相接文化层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甚至找不出应有的继承关系,则单纯的文化传播论即未必再是有效的解释工具了。这种的突变,即可能是由于后来的族群取代原有族群,成为当地的文化主人。另一种情势:某一文化出现的地区,疆域有所改变,或则广大的分布地区,竟然缩小了,或则原是一个小地区的文化,忽然扩散及于很广大的地区。前者发生之可能条件,也许是原有文化主人的族群,因为新来族群的侵轶,失去地盘,连带着其文化也不能在这一地区延续下去。后者发生之可能条件,则既可有单纯的文化传播,也可有因为族群控制疆域扩大而促成文化的传播。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地方文化的水平相去不远,文化活力突然高涨的可能性不大,而族群力量的消长则较为可能。
在华北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与下层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隔绝了一大段相当于殷周之际的变化。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区甚为广阔。另一例子,二里岗时期上层的分布地区较殷墟时期为广大。然而,殷墟时期堪谓殷代青铜文化的盛时。这文化地域的收缩,当不能归之于殷文化陡失活力,——其中当有其他的因缘存在。说到先周的问题,客省庄文化压在周原先周文化的下面,而两者之间的时段,又当有一段殷文化的影响。同时,远在北方的朱开沟遗存的早晚两段年代相当夏至殷商,其中有一些却与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有亲缘关系。是则泾渭地区与内蒙西部(朱开沟遗存)之间,其关系之密切,又胜于渭水与中原之间。这种关系,是否可能也由于族群的移动?然而,古公亶父逾梁山南下,所走的一条路,却又与客省庄——朱开沟的路线逆向,是否中间还有族群在这条路线上的进退?若由这一线索思考,周人祖先曾沦于戎狄,失后稷之故业,以至后来又复后稷之务,其传说即又饶有趣味了。
这几桩疑案,其时代均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间。我们习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往往忽略了中原以外,也有文化活动,也有族群分合。华北偏北部分,自西祖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及于中原。推而言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共存而又更迭,也许其动源在于中原之外,也未可知。
举目往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瞩望,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叶,几乎处处都有意义重大的族群移动。在中亚,印欧民族一批一批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及文化型态。印欧民族也西南行,进入西亚地区,引发了西亚的族群生态的变动,既有Hurrians,Mittani,Hittites之出现,又推动了Amorites的侵轶地中海东端海东走廊的地区,埃及受Hyksos的扰乱,以及“海上族群”(Peoples of the Sea)的活动,都与这一西亚—东欧地带的变动有关。我相信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迤今日的西伯利亚及蒙古,以及南迄今日的新疆,西藏,也尝受族群连串大移动的波及,而有其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解决这一串问题的钥匙,可能在内亚与北亚的考古成果,在中国的域外,而不在域内。
在中国域内,族群的“推背行”,也不会止于华北。不过,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后半,中原有了大型国家:殷与周。这两个大型国家的动能,已不是早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群组织所能比拟。华北的东部向南,包括中原在内,不少族群的移动即不仅是“推背行”的连锁反应,还须加上中原大型国家具有引力与推力,征服与涵化。在这一主题下,我们应当对于传说中的多素材,另找一番认识。卜辞、金文中的记载,《左传》、《国语》、《山海经》、《逸周书》、《楚辞?天问》,……各处埋藏的传说,例如人方鬼方的族属,淮夷荆楚的兴衰,戎狄的分布,祝融八姓,风隗徐奄群舒的踪迹,甚至参商相仇,姬姜相亲,鸟官龙师的意义,……也许均可别有新解。
总之,中国古史上还有许多应予讨论的大事,本书只能就手上能掌握的部分,勉力重建几片古史片断的残片。还有不少题目,包括“族群移动”一项,必须俟材料更多,学力亦有寸进之时,再作努力。华夏民族的形成,当在西周之时,以其包容各种族群的气度,融铸为一个有共同文化意识的民族。这一功业,完成之早,延续之久,为人类文化史上仅见。凡我华夏成员,当珍惜此一成果无使失落。此日作序,百感交集!
三联版的《西周史》能够问世,我必须向董秀玉、余丽嫦、韩林德、张忠培、童恩正、张学明、李广健、吕振基、范家伟、游子安、陈惠森诸位致谢。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促成了此书的出版。
许倬云序于香港
1993.6.4.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出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65)、《汉代农业》(1980)、《西周史》(1984)、《我者与他者》(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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