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伊莎白（Isabel Crook），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1938年获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辅修人类学。1939年，经晏阳初介绍，参加兴隆场的乡村建设实验，并进行人类学调查。1942年与英国记者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在英结婚。二战结束前夕，曾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人类学博士，后因夫妇同赴华北采访并调查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断学习。1948年，应中共中央外事组邀请，参加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的创建工作。他们夫妇曾合著出版《十里店》二卷（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阳邑公社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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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伊莎白（Isabel Crook），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1938年获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辅修人类学。1939年，经晏阳初介绍，参加兴隆场的乡村建设实验，并进行人类学调查。1942年与英国记者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在英结婚。二战结束前夕，曾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人类学博士，后因夫妇同赴华北采访并调查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断学习。1948年，应中共中央外事组邀请，参加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的创建工作。他们夫妇曾合著出版《十里店》二卷（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阳邑公社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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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从插秧到八月初抽穗的四个月中，农夫需要仔细控制田间水位，始终保持在稻茎中部偏下的位置，同时又不能成为死水。这又是一桩精细活。此外他还得留意维护每块稻田周围的排水沟。眼见抽穗之后，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踏实下来，着手慢慢放干田里的水。三四个星期后，来到九月份，稻子成熟，准备收割。如同当初抢种，现在则要抢收，因为必须赶在雨季开始前把收来的稻谷脱粒去壳、晒干入仓。于是全家再次披挂上阵，虽然紧张程度已不像先前那么叫人吃不消。显而易见，种水稻主要靠男人，但所有家庭成员的通力合作仍然不可或缺。这一点在农忙时节显得尤为突出，直接影响到每家每户耕种规模的大小。按理说，没力气牵牛拉犁的妇女能在插秧时发挥身手敏捷、动作灵活的优势。然而兴隆场的习俗却是，当稻田里蓄满水时，女人不得涉足其间，而她们也更愿意独自经营高处的旱田。水田中往往仅能见到男人赶牛劳作的身影。换言之，大多数季节他们都是这里的主人，独自承担犁地、插秧、除草以及修理沟渠的一系列工作。只有在放完水后，女人才能进来拔草、割稻。水稻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传统男尊女卑观念恰恰体现在男人特有的稻农身份上。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甚至被当成天经地义。妇女尽管在种稻以外的其他领域身先士卒，为生产生活提供必要保障，却丝毫改变不了她们的地位。

——引自章节：第二章靠山吃山：农业劳动

他们甚至动过把女儿送走做童养媳的念头。有一天，丈夫突然死于破伤风，刚三十出头的媳妇从此种田、打工，独自扛起养活四口人的重担。大约过了五个月，我们前去走访，见她面黄肌瘦、蓬头垢脸，正靠墙根坐着晒太阳。脚下山坡上便是她家的蚕豆田，但种的比邻居晚、施肥也不够，因此豆苗长得又矮又黄。她丝毫没有诉苦的意思，只是跟我们说自己好几天未吃东西，还得攒点儿劲预备出门做零活一有活干才能挣到钱和吃的。至于田里的野草疯长，就由它去吧。毫无疑问，这家人的情况已经恶化到极点，好在尚未崩溃（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地还在，家里物件也不曾变卖。我们在屋中看到了做工很好的几把凳子和一具寿棺，无论寡妇还是婆婆都坚持留下这些东西以备不测。那就是说，等孩子们长大，没准儿还不如现在哩。以上两家颇具代表性，表明大难临头，妇女每每起到“指挥”全家渡过难关的关键作用。首先是小孩的安置：这倒不算太难，他们可以被人领养或被亲戚收容，也可以自己出去找活干。婴幼儿的成活率本来就不高，所以男娃不愁没人要。女娃同样抢手，这是因为许多穷人宁愿家中有个现成的童养媳放着，否则日后给儿子说媒娶亲不知要破费多少钱。傅家寡妇的做法一让年幼儿子暂时去别人家干活吃住一一则保留了将来能够合家团圆的一线希望，儿子还是她的。老人假如还能干点儿体力活，女人安排或他们自己去远近亲戚家帮忙，挣口饭吃（也有非亲非故、纯属雇佣关系的）。一家老小全都安排妥后，终于轮到女人替自个儿考虑。她要么下地打短工，要么帮人做家务…

——引自章节：深陷危机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