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从青铜时代写到20世纪初、视野横跨近3000年历史，他吸收现有硏究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详尽之作。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总充满了南辕北辙的阐释，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作为一部综合之作，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本书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与其他历史书相比，作者并未提出一种关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理论，而是更希望“仁慈的上帝寓于细节之中”。作者在书中提出两个标新立异的观点：第1，万志英反对任何关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线性和亚冰期观点。第二，作者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他认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并非主要源于市场的扩张，而是源于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前现代的经济增长同样如此)。经济历史学家对市场的过分关注忽略了其他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一其中为明显的是忽略了国家的作用。

本书每一章节都具有时代的特性，以第5章为例，其就讲述了隋唐时期，中国国际贸易蓬勃发展，作为跨欧亚贸易主干线的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同时期，佛教自印度向东亚的传播，刺激了中亚贸易路线上经济及文化的交流。尽管本书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述中国300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并没有将格局仅限于经济，而是以经济为主线，还原一个立体丰满的中国历史。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崛起，令许多长久以来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既定假设遭遇挑战。在整个前工业化时代，经济繁荣对于中华帝国的延续同样至关重要。在18世纪之前，欧洲先进地区所具备的部分特征，如高效的农业以及成熟的市场等，也同样在中国的经济中显现。但是，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前工业化经济又背离了西方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一直将灌溉农业置于中心地位，同时也在家庭结构、产权、商人地位、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方面异于西方。

本书共分9章:青铜时代的中国经济、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 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江南经济的全盛期、市场经济的成熟、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万志英教授对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这三千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各种制度的基础、延续以及中断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研究。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万志英( Richard von Glahn)，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社会史、货币金融史、全球经济史、东亚海洋历史等。他的研究获得诸多奖项，曾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专项奖金。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财富之泉: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 -1700)》(1996)、《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2004) 和《文化与交融:世界史》(2012)

精彩摘录

西周的世袭制以礼制为基础，周王以亲属关系远近以及对王室的贡献为依据，进行等级、官阶以及财富的授予。伴随着王室权威的逐渐衰落，地方诸侯也日益独立于周王室，在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之前，这一趋势就已经开始显现。尽管如此，在春秋早期新兴的城市国家之中，贵族身份、亲属等级以及礼仪制度仍是社会秩序的定因素。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随着周地的扩张，各地统治阶层的文化也日益趋同。但是春秋时代持续的战乱中也涌现出新的力量，诸如社会的军事化、公民崛起以及权力从世袭统治者向文武官员的转移，在无休止的相互残杀之中吞噬着以血统为基础的政体。从长期来看，这种普遍的失衡催生出了越来越多的集权官僚体系，令许多业已灭亡的城市国家转向扩张型的领土国家。自大约公元前600年起，强势国家的权力集中以及日益激烈的国土兼并都极大地改变了周统治区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铁器时代的革命同样也对社会秩序产生了震撼性影响。炼铁术革新了实施杀戮与开展生产的技术手段，进一步加速了国家权力的集中。在战国时代，战争物资与军事力量动员推动了君主专制国家的崛起，反过来，这又要求国家需要有掌控政治、军事以及法律的新手段，国家与臣民之间也因此建立起一种直接关系。这些政策使得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的支柱，夫妻家庭则为缴赋税、服劳役以及应召入伍的基本社会单位。农业产量激增，越来越多的口从事采矿、伐木、手工业生产以及运输业。政府管理的作坊开展大规模生产，不仅供给国家，也为城市消费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与此同时，得益于地方生产的专业化、独立商人阶级的出现以及铜铸货币的使用，长途贸易蓬勃发展。物质财富和官职级别取代了血统与贵族等级，成了区分社会地位的新基础。虽然传统儒家哀叹于世袭制国家的消亡，但在公元前4世纪，也即孟子时代，一种新的经济民生体系财政国家一一就已经取代了春秋时代的城市国家政体。统治者以全体国民之名，动用前所未有的权力攫取经济资源。但即便如此，...

——引自章节：第2章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前707—前250

帝国对经济的监管水平，与其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税收经济活动的能力密切相关。秦朝是指令型经济的典型缩影，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下，国家掌握着所有非农业生产资源，管理着大量工业生产（多数都使用非自由动力），并且对市场实施严格的监管。这种兵农合一的法家财政体系，更关注的是劳动力的调配，而非搜罗劳成果。国家以劳役形式所取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从耕地获得的税收。秦朝发行铜币，并非是为了促进市场易，而是为了便于为军队支付薪酬，为他们提供补给。随着秦朝扩张并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帝国与楚国以及中原赵、魏、韩国新兴商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帝国治下，秦朝的统治者试图以严刑峻法来遏制商人谋取暴利的种种行为。汉朝建立之初，高祖刘邦继承了秦朝诸多财政政策，国家维持对商人阶层的歧视，同时仍严重倚赖劳役。但与前朝不同的是，除了继续保持对手工业的掌控，汉朝不再对经济进行直接管理。和秦朝一样，汉朝视夫妻家庭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同时按统一标谁对所有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征收赋税及劳役。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许多农业家庭丧失了独立谋生的手段，所谓的均等也变得毫无意义。汉朝在亚洲内陆、朝鲜以及越南等边疆的征战杀伐耗费了巨额成本，这令汉武帝不得不改变先前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开始谋取对工商业的掌控。此外，汉武帝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反映出他试图抑制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但汉武帝未能如愿地控制商业经济，也没能为财政体系建立更为坚实的基础，这也注定在他死后，国家放弃了对盐铁以外经济的直接掌控。随着国家对经济掌控能力的消失，私人财富的分化也日益加剧。讽刺的是，汉武帝的政策不仅没能遏制财富集中，反而加剧了这一趋。以缗等方式对富人阶层大肆增税，并有导致大地主的消失，相反，这些苛捐杂税变成了一般收入家庭的负担。农民家庭发现独立生存越发艰辛，不少人债务缠身，不得不变卖土地。土地分配的名宅田制度消失...

——引自章节：第2章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前707—前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