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五四的另一面》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作品目录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关于学术历程的对话与反思（代序）
上　篇
“理论旅行”的反省与批评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
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
三、三、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历史如何重新书写
“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
―、导言——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二、由输入到输出——“理论旅行”的若干实例
三、“理论回流”之后——对若干二元对立概念在中国的规范性运用引发的评述与思考
四、结语——几点延伸的思考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
一、中国“后现代”思潮的现代性表述形态
二、中国何以不能出现真正的“保守主义”
三、多学科聚焦视点下的“后现代”修辞
儒学作为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及其终结
―、“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规范作用
二、“意识形态”的构造过程——从上层“象征建构”到底层“文化实践”
三、“制度成本”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一个新的视角
四、儒家意识形态的“象征建构”与“文化实践”之间的脱节及其后果
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叙事的变迁——政治与社会
理论的横移——社会学与历史学
历史呈现与划分对象
理论的转换——悬置或者批判
规范论证与范式迁升
中层理论与一代悲剧的终结
空间重设与普遍主权
中层理论与自由的演进
“应然态民主观”的现代范本
一、历史逻辑的变相延续
二、现实逻辑的历史投影
“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
“识字”的常识性威力
“后现代”批评真那么不合时宜吗
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
慈善传统与医疗观念
防疫行为与现代政治
“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
冲出“韦伯式圈套”？
冲突与控——汉口的近代模式
“公共领域”的适用限度
下　篇
跨学科入史的探索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结构
一、《过渡时代论》表述框架中包含的内在紧张
二、克服“文化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焦虑——从“保教”到“保国”
三、徘徊于“复古”与“蔑古”之间——重建传统道德与现代制度建设的关联性
四、对西方“进步史观”的修正及其后果
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过渡期历史观”
“辜鸿铭现象”的起源与阐释——虚拟的想像抑或历史的真实
一、文化哈哈镜下的辜鸿铭——学术宗师还是复古幽灵
二、“自我东方化”——辜鸿铭与西方浪漫派的感应关系
三、“国家主义”与“文化主义”的内在紧张——道德整体论的困局
四、由西徂东——“理论旅行”的现代性意义
“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
一、从警察空间到医疗空间——生死控制过程如何深化
二、从生到死——传统社区内的仪式表演
三、“兰安生模式”与城市卫生示范区的建立
四、“社区叠合”与生命的“档案化”
五、北京的“街道政治”——抗拒与变迁
六、结论
民国初年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的构造
―、民间信仰、宇宙观和“地方感觉”
二、“四大门”宗教秩序的非身份化特征
三、庙神的定期崇拜与“四大门”的暄宾夺主现象
四、顶香看病的个体化特征与社会秩序的维系
五、“四大门”与草泽铃医——传统乡村医生角色的模糊性
六、“巫”与“医”的现代之争——一个乡村医生的生活史
七、社会控制机制的转变与“地方感觉”的城乡差异
八、结论
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演变
一、“青苗会”组织功能的双面性
二、“青苗会”与乡村权力网络
三、结论
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身体政治学分析
导论——反缠足运动的三种诠释方法及其修正
一、从审美到卫生——反缠足话语的阶段性建构
二、“缠足之美”与“缠足之痛”——传统与现代理解的错位
三、介于现代国家控制与社会风化间的反缠足运动
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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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五四的另一面》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精彩摘录

“口述史”研究比较集中地使用了福柯关于“权力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分析方法，从中往往可以清断地观察到普通民众对一些历史记忆的删除与国家记忆对民众思维的塑造这两个不同层面的互动场景。实际上“后现代”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力图用历史考古的眼光去解构由现代化逻辑创造出来的群体经验，特别是那些从个人经验出发拼接而成的“群体经验”。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解构方式就具有了很重要的建构性意义，我们可以据此对许多现代性问题重新发问。其实，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短短百余年间，就存在许多未经反思和发掘的集体记忆场，比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为什么总是不能超越个人痛苦的感受层面？正是因为中国学者长期满足于对个人经验的价值评判，而没有在多元的历史考古的层面定义这种评判的合理性标准。如果从“后现代”理论和方法的提示着眼，研究者恰恰需要与个人痛苦保持一定的“间距感”，才能在众多历史人物的体验中逼近历史现场。

——引自章节：——关于学术历程的对话与反思（代序）

由于没有协调好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组织构造的相互关系，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效率状……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没有注意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使之转化为有效资源，而是通过强行嵌入现代制度，同时又强力摧毁旧秩序的方式建立新式的基层组织，结果造成基层政权的内卷和效率低下的状态

——引自章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