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魏斐德（1937—2006），美国历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代表作有《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华帝国的衰落》《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

作品目录

鸣谢
序言
第一篇 背景
第一章 法律与秩序
第一节 罪恶与内乱的解释
第二节 犯罪与娱乐
第三节 犯罪与治外法权
第二章 从巡捕到警察
第一节 早期的改革
第二节 士绅控制问题
第三章 不良分子
第一节 有组织犯罪
第二节 黄金荣罪犯头子和捕头
第三节 鸦片与犯罪
第四节 鸦片与统治
第二篇 新的警察理念
第四章 警察与维持新的城市秩序
第一节 建立新的城市秩序
第二节 重组警察系统
第三节 改革的公共基金
第四节 警察专业化
第五节 创建“现代”合理的框架
第六节 加紧现代化，争取控制权
第五章 以警权维护主权
第一节 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政
第二节 控制界外马路
第三节 重申路权与司法权
第四节 改革后的公安局试图管理每一个人
第三篇 有组织犯罪
第六章 犯罪和社会控制
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
第二节 公安局与犯罪控制
第三节 新市民社会中的难民和流氓
第四节 警察的家长式作风和社会控制
第七章 罪恶
第一节 作为娱乐和犯罪的赌博
第二节 中国人控制赌博的努力
第三节 中国的娱乐和赌博机构
第四节 上海的娼妓
第五节 中国妓女
第八章 毒品业
第一节 花花公子、帮会和军阀
第二节 犯罪的重组
第三节 犯罪与政治
第四节 控制鸦片贸易
第九章 赤色分子
第一节 用于政治控制的警察
第二节 新的合作——公安局和公共租界警务处
第三节 帝国主义与警察的反共
第四节 作为上海生活一部分的情报收集
第五节 牛兰事件
第六节 顾顺章事件和白色恐怖
第七节 顾顺章事件之后
第八节 联合执法
第四篇 政治选择之于警政的意义
第十章 作出抉择
第一节 相互矛盾的压力
第二节 不同的政治威胁
第三节 用新的警务合作来控制异己
第四节 警务分歧的合法性司题
第五节 公安局工作重心的转移
第六节 日本人的到来
第七节 政府的混乱
第八节 对日立场的选择
第九节 抗日的情报工作
第十一章 日本入侵对上海警务的影响
第一节 日本人控制上海
第二节 将杜月笙赶出法租界
第三节 伪警察的终结
第四节 中国警权的恢复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昊铁城市长当政
第一节 对于上海未来的种种幻想
第二节 精英的联合统治
第三节 反共合作
第四节 压制反目抗议
第五篇 新市政秩序的局限
第十三章 新生活运动与民族救亡运动
第一节 警察改革的复兴
第二节 新生活运动
第三节 民族复兴与法西斯
第四节 安内攘外
第十四章 警察国家化和犯罪受尊敬
第一节 地方统治与国家警察体系
第二节 对上海的影响
第三节 建立秘密警察
第四节 上海区的扩张
第五节 对罪犯的尊敬
第六节 犯罪行为与爱国主义混淆
第十五章 政治罪犯化
第一节 蒋介石的毒品政策
第二节 蒋政府中的两面派
第三节 福建叛乱与吴市长的去留
第四节 利用毒品与新生活运动“六年计划”
第五节 毒品贸易中的日本人
结束语 决心
第一节 市民武装
第二节 一个时代的结束
表格
附录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外文部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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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斐德（1937—2006），美国历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代表作有《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华帝国的衰落》《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

精彩摘录

1923年，手摇留声机传入上海，上海的绅士们开始租借留声机，付一定的费用就会有人上门服务。早在1903年，电影已经在上海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那一年有一个叫雷玛斯（A.Ramos）的西班牙人开始放映无声电影，他雇了一个印度人站在福州路的升平茶楼前，敲锣吹号，向围观的人群大声宣布今天将要上映的电影片名。五年后，雷玛斯建造了上海第一家电影院，250座位的虹口大戏院，在海宁路乍浦路口。雷玛斯不断地扩张电影院的领地，在1927-1932年间，二流的剧院也有了极大的增加。1930年时已经有了33至36家电影院。同时，著名的《电影画报》声称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读者。到1933年，耗资100万元并拥有1951个座位的大光明电影院和耗资80万元并拥有1629个座位的大上海电影院，成了这个城市的娱乐中心。而且，对各种年龄段的恋人们来说，电影院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他们不仅能在银幕上，也能在漆黑的坐席上找到罗曼史。据一位观察家称:“对上海的恋人们（如果缺乏私人空间的话）来说，电影院简直就是天堂。”它们同时也是上层文化的宫殿——至少对外国侨民社会来说是如此。“上海并不能提供太多高级的娱乐。那里没有歌剧，没有演讲会，没有西方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首映，成为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所有的领事和大班，都身着全套晚礼服出席。”电影在上海大众文化中也有着不争的中心地位。男女电影明星们成了社会名流和公众偶像。阮玲玉（1910-1935）上海一位著名的无声片女明星，常被誉为“中国的嘉宝”。在她所演的21部电影中，她以自己的表演为社会公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典型人物：作家、工人、大家闺秀、交际花、卖花女、娼妓、尼姑和乞丐。有关她离婚的流言蜚语最终逼她走上了绝路，当时整个上海都在为她哭泣。西式的戏院，好莱坞电影和“摩登”的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堕落的标志。刻意推销现代产品和宣传西方的...

——引自章节：第二节犯罪与娱乐

中国的犯罪学家抨击大世界和福仙世界之类的大型游艺场，认为它们向中低阶层提供不健康的娱乐，从而促发了犯罪行为。社会学家指出，由于在上海这个“特别复杂”的社会中，许多不同的阶层间缺乏正常的社会沟通，导致拉帮结派，沆瀣一气，鼓励犯罪行为，并导致社会是非感的丧失。此外，根据对已经服刑的罪犯的交谈，人们发现重罪与上海提供的五花八门的娱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无数事实表明，白领的犯罪，比如贪污，往往与臭名昭著的茶楼相关，在那里年轻的店员和学徒往往会爱上妓女，不得不告贷甚至偷钱，以和妓女们共度良辰，或者劝她们私奔。

——引自章节：第二节犯罪与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