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杂志编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医学人类学、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尤其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生殖健康、选择性的生殖技术、基因测试的文化意义及日常实践；同时与公共卫生、健康传播学、生命伦理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跨学科的合作。著有Winn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 Start Line: Chinese Modernity, Reproduction and the Desire for a “High Quality” Population (2014)；发表多篇有国际影响力的文章；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入选上海市浦江计划，合作主持香港GRF项目，并参与上海市卫计委和教委等主持的多个跨学科的医学人文项目。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杂志编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医学人类学、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尤其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生殖健康、选择性的生殖技术、基因测试的文化意义及日常实践；同时与公共卫生、健康传播学、生命伦理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跨学科的合作。著有Winn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 Start Line: Chinese Modernity, Reproduction and the Desire for a “High Quality” Population (2014)；发表多篇有国际影响力的文章；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入选上海市浦江计划，合作主持香港GRF项目，并参与上海市卫计委和教委等主持的多个跨学科的医学人文项目。

精彩摘录

作为新生代女权主义学者，哈拉维所要放弃的是以往过于舒适的种种传统界限、领域和身份政治，她不惧怕各种赛博，而是庆祝、拥抱并团结各种杂交体的力量。当今世界是赛博世界，每个个体都是赛博，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所谓的“纯种”“精粹”“本质”才是真正的怪胎，任何声称是这些怪胎重视度守道卫士的人、物、思想、物质都是与赛博女权主义格格不入的背离。

——引自章节：第七论赛博女权主义理论和生殖技术的民族志研究

对于女性来说，健康的婴儿作为家庭的唯一希望意味着一切，而在国家政治中，良好的生育只是健康人口增加的另外一个数字。在过去的30年里，一种关于中国人口潜在性的政治已经通过一种经济学的话语表达出来。自1978年中国政府首次启动旨在发展市场的经济改革以来，经济话语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政治或阶级斗争的话语，并开始主导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经济”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镜头，通过它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复杂性。“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在这种背景下，每当孕妇和医生之间发生冲突时，双方都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中国不发达的经济条件，这并不奇怪。他们愿意以非常简单的方式重复经济学的故事，并渴望通过创造更多的经济财富来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复用量化的现在来预测未来，并使自己受制于质量保证体系（如优生）。这种体系要求人们从利润和损失的角度来考虑世界上包括生殖、家庭生活在内的方方面面，并通过数字来计算一切。孕妇发现自己从怀孕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充满“可能性”和“百分比”的世界，这一切都表明了怀上一个“有缺陷”的胎儿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有各种精确的统计数字，但现代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确定。对怀上不正常婴儿的潜在可能性的挥之不去的恐惧导致一些孕妇选择进行所有可能的产前检查，但以百分比形式出现的检查结果将她们推向了因焦虑而崩溃的边缘。焦虑再次让她们寻找进一步的保证做另外的检测。从这个旨在对胎儿进行预测的保证体系中，一个不确定的自我开始显现。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母亲而言，尽管她们目前的工作岗位令人满意，生活条件舒适，但据笔者观察她们对未来从未感到真正的安全。她们担心她们的孩子将来会面临竞争，害怕被贴上“低质量”生活的标签，害怕从“高质量”人群淘汰，这导致她们在怀孕期间进行优生的实践。正如其中一位新妈妈所说：“我们中国人为下一代而活。”的确，下一代具身化了等待出现的巨大力量...

——引自章节：第九论“潜在性”的预测：人口质量监控与产前检测技术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