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897-1981）现代著名政治学家。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著述甚丰，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等，现已编成《萧公权全集》。其学术路向是，立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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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当我们赞同钱穆所说：《礼运注》和《大同书》在光绪廿八年左右才完成时，应该指出前书虽可能是一新著，但后书却是根据许多可追溯到1880年代初稿的最后定稿。在今年辑成的康氏《年谱续编》中，有一段提到《大同书》。编者康同璧在指出《礼运注》完成于光绪廿八年三月（1902年4月）后，有云：‘同时演礼运大同之义……自甲申（一八八四，先君时年二十七岁）属稿，初以几何原理著《人身公法》，旋改为《万年公法》，又改为《实理公法》。十余年来……数易其稿，而卒成《大同书》十部。’她继说《大学注》完成于是年7月。因此，《大同书》似于光绪廿八年的四月至八月间定稿。

——引自第45页

总而言之，康氏的儒学历程有三阶段。第一阶段自他幼年开始到大约光绪九年当他从古典转治汉学止，他大致顺从传统。第二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四年，他叛离传统，重返古典，歧视古文经以为伪，以公羊《春秋》作重心的今文经为真。第三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八年，到光绪廿八年结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升平说为其社会哲学指标止，他从事全面性的研治儒家经典。

——引自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