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民俗文化-文化科教-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目录

序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一刘安·新道家·《淮南子》
1．刘安传略
(1)家世不幸，幼年丧父
(2)天下奇才，招士著书
(3)被逼谋反，事败自杀
2．刘安所处的时代
(1)汉初皇权与封国的矛盾
(2)儒道两家思想的竞争
3．《淮南子》与新道家
(1)新道家与淮南学派
(2)《淮南子》不是杂家应为新道家
4．《淮南子》的传本、内容结构及研究
(1)《淮南子》的书名和传本
(2)《淮南子》的著书宗旨和各篇内容及结构
(3)《淮南子》的研究情况
二《淮南子》的主要思想
1．《淮南子》的理论基础一一道论
(1)道的含义
(2)道的特征
(3)道与几个概念的关系
2．《淮南子》的宇宙论
(1)宇宙形成说
(2)天人关系说
(3)地人相关说
3．《淮南子》的政治论
(1)无为论
(2)民本论
(3)君臣论
(4)新道家政治论体系
三《淮南子》与中国古代政治观
1．《淮南子》与“霸王道杂之”
(1)汉初政治的王道、霸道并用
(2)汉武帝儒、法、道兼治
(3)霸王道杂之的影响
2．《淮南子》与无为政治
(1)盛况空前的汉初无为而治
(2)无为政治的影响
四《淮南子》与传统教育观
1．《淮南子》与德育教育观
(1)“循性保真”、“率性而行”的道德本源论
(2)儒道结合的德育评价标准
2．《淮南子》与智育教育观
(1)“仁智统一”与“掩其聪明”的才智论
(2)“不学”与“学”的智育教学论
(3)丰富的科技教育内容及影响
3．《淮南子》与审美教育观
(1)“自然”与“和谐”的审美理想
(2)“无为诚乐”与“美善相乐”的审美教化论
五《淮南子》与道教
1．从道家到道教的桥梁
(1)神仙出世论与道教的形成
(2)《淮南子》与道教的道术
(3)“气类相感论”与道教道法
2．《淮南子》与道教义理
(1)对“道”的崇拜与信仰
(2)崇拜鬼神
(3)崇拜方仙道
(4)事生为本，事死为末
六《淮南子》与传统军事理论
1．义战论
(1)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2)拥护义战，反对不义之战
(3)“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
2．政胜论
(1)兵本在政
(2)“兵之所以强者，民也”
(3)“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
3．《淮南子》的具体用兵之术
(1)将领论
(2)“以无形制有形”论
(3)因乘而迅疾论
(4)“势”、“权”、“奇”论
七《淮南子》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1．集众家之长归之于新道家
2．对后世学术的影响
附录一《淮南子》选译
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
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
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
汜论训诠言训兵略训说山训
说林训人间训修务训察族训
要略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刘安·新道家《淮南子》、《淮南子》的主要思想、《淮南子》与中国古代政治观、《淮南子》与传统教育观、《淮南子》与道教、《淮南子》与传统军事理论等。

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节选

刘秀在河北时，就曾“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后汉书·光武帝纪》)，博取当时官僚地主的支持。他即位初在争夺统治权的兼并战争中，曾采取什一之税，而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即重申三十税一的旧制。裁并地方官僚机构，罢除都试制度。这些措施除有意加强集权外，也含有改变，“官多役烦”(《续汉书·郡国志》并注)，缓和人民反抗情绪的用意。他曾下诏说：“明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寰”。(《后汉书·光武帝纪》)针对西汉末以来的奴婢问题，刘秀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曾先后颁布过六次释放奴婢、三次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尽管这些诏令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使一部分奴婢获得解放，未释放的奴婢在法律地位上有了改善。面对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当时土地占有实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 (公元36年)颁发了度田令。度田，即丈量土地，包括核实户口。在豪强地主的反对下，度田令随之失效，但土地兼并在 P146某些地区，同西汉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刘秀还组织军队屯田、整顿混乱的币制，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使社会秩序按定下来，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渐渐复苏。对于开国功臣宿将，刘秀没有采用汉高祖曾经采用过的“狡兔死，走狗烹”的强硬手段，而是采取了保全功臣的柔道。即所谓“退功臣而进文吏” (《后汉书·光武帝纪》)，大封功臣365人，外戚45人，给其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邓禹、李通等少数得参议军政或任边将外，其余都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所用文吏，多为熟悉封建典章制度者，他们无功可居，对刘秀惟命是从。这样刘秀巩固了皇权，还落得个不杀功臣的美名。在中原与边疆、中国与异邦的关系上，以往常是以武力对武力。刘秀也不采取这种政策，而是采取立足于中原，立足于国内，强大自身的柔道。他曾遣还十六国少数民族的“侍子”并“厚加赏赐”。结果边疆的兄弟民族和异邦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京城洛阳，朝见天子。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 年)日本国土上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叶崎村出土。从此，它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刘秀的“柔道”政治适应了东汉初经过长期社会大动乱后人心思治的要求。此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促成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 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