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李剑鸣，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1992年）、《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1994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2016年）、《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2021年）、《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2023年）等。

作者简介

李剑鸣，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1992年）、《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1994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2016年）、《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2021年）、《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2023年）等。

精彩摘录

在当代中国，社会群体干预历史写作的现象并不常见，现实政治往往以另外的方式作用于历史编纂。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蒋廷黻写成《中国近代史大纲》，最后一节题为“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不免使人联想到他与国民党政权的特殊关系；近60年后，大陆重印这本书，则以这一节“所论有失公允”为由，毫不留情地予以删去。蒋廷黻当年写这一节，就有“蛇足”意味；而重版时的删削，则有“不尊重历史”之嫌。已经写成的史书尚且可以在现实力量的作用下任意删改，而在写作过程中依据现实要求来取舍和诠释，就更不足为怪了。

——引自第107页

针对目前的社会氛围和学术风气，提倡"为己之学"，可能与强调"学以致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国学术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可能是学者的"株儒化'气而学者所急需的最大自由，应当是从容读书和优游治学的自由，是纯粹求知的自由。

——引自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