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运动领军人物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代表作，畅销全球二十余国。继《凯列班与女巫》后再论猎巫问题,揭示猎巫历史与当代迫害女性的延续性。

☆以女性为中心讲述资本主义历史：“原始积累”从未结束，迫害女性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铺平道路。

☆展现女性力量 ：作者没有将女性视作单纯的受害者，而是看到了她们抵抗资本主义秩序、联合团结社区、反抗社会不公的力量和能动性。

☆特邀复旦大学哲学院张寅副教授撰写长文导读，特别收录费代里奇成名作《以工资反对家务劳动》，完整呈现其思想与实践道路，全方位讨论女性在再生产环节中遭受的压迫。

【内容简介】

16—17世纪的欧洲及其殖民地，无数妇女被当作“女巫”杀害。

为什么猎巫运动主要针对女性？

女权运动发展至今，针对女性的暴力浪潮为何再度席卷全球？

她们对谁构成了威胁？她们如何抵抗？

如今，我们正在经历针对女性身体与制度性暴力的新高潮，这种暴力的激增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张同时发生的。在这本书中，费代里奇研究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描述了其对女性与社区的影响。全书围绕两个主题展开，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重回历史，指出圈地运动是产生猎巫的主要因素之一，猎巫是经济私有化的有效工具。第二部分回到当代全球语境，勾勒针对女性的新的暴力地图，解释这一暴力浪潮的根本动因是新的资本积累形式，其中包括土地剥夺、社区关系的破坏以及对女性身体和劳动的加剧剥削。

费代里奇让我们看到，原来“圈地运动”不曾终结，“猎巫”从未消失，对女性的迫害始终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要条件。

【评论推荐】

费代里奇已经成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理论家和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关键人物。

——《火星俱乐部》作者 蕾切尔·库什纳（Rachel Kushner）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作品体现了一种能量，敦促我们为反对所有类型的剥削的斗争重新注入活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共性：一种在斗争中创造共同体的共识。

——德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社会学家 玛利亚·密斯（Maria Mies）

即使在全部思想史中，一种既跨越了历史考证与当下问题、又跨越了经济计算与革命暴力的思想也并不多见。费代里奇的《对女性的恐惧》（包括作为附录的《工资反对家务工作》）和《超越身体边界》虽然不长，却已经涵盖了这四个维度。因此，它们也完全可以为读者在这四个维度中的进一步阅读和探索提供参考。

——复旦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张寅

对于那些熟悉《凯列班与女巫》的人来说，本书重新审视并更新了对资本主义性别政治的见解。对于第一次接触费代里奇作品的人来说，本书是对《凯列班与女巫》关键论点的出色总结，通过当前世界不同地区的性别战争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对于所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以其有说服力的、极具可读性的散文形式，延续了费代里奇早期学术研究的脚步。事实上，它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对以猎杀女巫的名义故意无视和轻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一种抗议。

——《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新书对针对妇女及其社区的暴力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有力的谴责。她重点关注了资本主义初期和当代全球化中被作为女巫定罪的妇女。费代里奇更新了她著名的《凯列班与女巫》一书中的材料，使人们注意到目前妇女及其社区正在通过斗争进行的抵抗和替代方案。

——东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马西莫·德·安吉利斯（Massimo De Angelis）

与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一起思考是件好事，她清晰的分析和充满激情的观点在文章中体现出来，这些文章记录了现在和过去针对妇女的“圈地”和剥夺、猎巫及其他攻击。有了她的洞察力，行动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女权主义研究教授 艾琳·鲍里斯（Eileen Boris）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1942-），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与学者，曾在尼日利亚哈特港大学、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等高校教书。1972年，她参与创立了国际女权主义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m inist Collective），发起了“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 Campaign）运动，80年代在非洲教书并建立学术自由委员会（Committee for Academic Freedom)。其研究涉及哲学、女权理论、妇女史、教育、文化等，主要著作包括《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从零开始的革命：家务劳动，再生产与女权主义斗争》《重赋世界魅力：女权主义和公地政治》《工资父权制》等。

译者简介：陈超颖，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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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倘若女巫集会没有分析可能的暴力运动并投身其中，那么不论多么尖锐的言辞都只会变成所谓的阅读体验，变成找到“真我”的满足，或者变成对语义的享受，最终在当权者、“严肃”学者和如今的人工智能对社会的病理诊断中变成一则材料。

——引自章节：导读/张寅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一般阶级社会中的剥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动者的产出总体上大于劳动者的收入，而后者总体上等于劳动者为了维持生活、提升技能、调节情绪和生养后代而发生的消费。如果把前者称作生产，把后者概括为劳动者个人和群体的再生产，那么剥削的必要条件就是生产总体上大于再生产。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再生产的花费主要是由工资支付的，而包括国家在内的福利机构也会承担一部分。如果在简化的模型中不考虑福利机构，就可以说现代工人要用工资来应付生活、培训、娱乐和生养。这当中立刻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对比：如果说在培训等许多再生产活动中，工人把一些工资支付给了相关服务的提供者，而把自己仅仅放在消费者的位置上，那么至少对于家务、性交、生养等再生产活动，工资的用途却一般只是购买相关的物品，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人工费用。然而毫无疑问，倘若在家务、性交、生养等活动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仅仅处在消费者的位置上，而是有人——在现实中显然以顺性别的女性为主——处在劳动者的位置上或兼有两个职能，那么按照经济常识，后者是有权获得报酬的，尽管同样按照常识，这样的权利仿佛并不存在。简言之，再生产中的一部分人工费用没有被考虑到，没有被纳入会计（即双重意义上的“unaccountedfor”）。这也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忽视的方面。

——引自章节：导读/张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