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婚姻-行业好书-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内容简介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社会处在波动与变革中，思想、文化理念面临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巨大的变化。女性运动也走到了重要节点。年轻一代提出了“新女性”的观念，倡导“婚恋自主”与“人格独立”，无形中改写了“新女性”“旧女性”两代中国女性的人生。

本书重述新文化时期知名的三宗离婚与八段婚姻。作者孔慧怡一反男性中心的传记传统，寻找历史中失落的女性声音，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讲述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珮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音的婚恋故事，展现巨变时代中“新”“旧”两代女性波澜起伏的命运。

通过这七个性格、背景各异的人物，本书试图探讨当时女子面对的实际问题，描绘出变革时期下中国妇女的各种面貌。她们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观念，反思五四史观对女性的论述和表达。

————————

我们如何定义与理解中国、现代、新女性？在自由、独立、新知的大纛下，她们有多少向往与怅惘，抗拒与妥协？孔慧怡以有情的眼光，细腻的考证重新述说五四女性的婚恋故事。这些故事投射一个剧烈转变的时代里，女性在前卫与保守，个体与舆论，机缘与情志间的纠缠与抉择。多少年后，她们的故事依然令人低徊感动。传奇不奇——因为无比真实。（王德威）

讲述“五四”一代名人的婚姻故事的著作堪称汗牛充栋，可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这却是第一本真正称得上“女方的故事”的书，第一本特意选择那些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也在后人的评述中位居边缘的女性人物，将灯光对准她们的书，第一本以细腻、平和，不乏洞见的叙述笔法，从那些女性的角度来讲述五四婚姻的书。因此，它对一百年来有关五四婚姻——乃至整个五四历史——的明显偏于“男方”的主流叙事，是能起到尖锐的纠偏作用的。（王晓明）

有可信的研究作为根据，有深入的分析和独特的见地；文笔也活泼有趣，难能可贵的是从当事人女性的角度设身处地写她的处境和感受。（张曼仪）

《五四婚姻》选题独具只眼，多从一正一反的镜像来写“新女性”与“旧女性”，对两方面皆体贴入微，充满“同情之理解”、甚至“同情之欣赏”，消解新旧女性之间的价值对立。在孔慧怡笔下，“旧女性”第一次从依附的阴影中走出，浮出历史地表，作为主体被观照，被理解，被表达。作者对照着写，读者对照着读，每一个女性的命运都折射出新旧裂变大时代下个体的血与泪、困惑与挣扎，而她们以生命求索的一些议题，迄今为止依然有时代意义。（林峥）

作品目录

第一章贴身的历史：八段婚姻与三宗离婚
第二章字里行间：朱安的一生
第三章侧写许广平
第四章跳出框框的江冬秀
第五章霞栖楼外数星时：曹珮声的故事
第六章沙士顿·张幼仪
第七章掉进罅缝的陆小曼
第八章林徽音的抉择
增订版后记
部分参考书目
附录：大事年表
· · · · · ·

作者简介

孔慧怡（Eva Hung）

生于香港。香港大学一级荣誉文学士、哲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1986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旋即出掌翻译研究中心及国际刊物《译丛》，致力推动香港文学英译和中国翻译传统之基础研究，又创立亚洲翻译史国际研讨会系列；在任20年后，毅然辞职，寻找个人空间。文艺创作包括中文散文、短篇小说和英语诗歌。代表作品包括《重写翻译史》、《不带感伤的回忆》（获香港文学双年奖）及《寻找声音》（获香港书奖）。

精彩摘录

“新女性”观念中国妇女运动的起源不在20世纪，而在19世纪；在妇女运动初始的二三十年，最卖力倡议和推动变革的不是女性，而是男人。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列强的威胁，有识之士不论在朝在野，都认定了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锐意维新；正是他们率先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但是当时在他们眼中，妇女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既没有主动性，也不是主体。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还大力批评说：“妇人干涉政治［指欧美妇女参政］，在今日之社会，实利少而弊多。”由此可见维新时期的女性观发展到什么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三四十年间，在中国以男性为主力推动的妇女运动有两大口号，第一是“反缠足”，第二是“兴女学”；前者为了提高女性的体能，后者则是提高女性的智能。当时不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为这是“强民”的基础。改革者眼中的女性国民是潜在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目标是把这资源引进强国兴邦的大潮中；改革蓝图上的新女性所占的位置可以用“贤妻良母”四个字概括。她们固然不能再像先辈那样身体孱弱，不受教育，但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的发展仍然只是为了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通过对家中男性的支持和培育，为增强国力作出贡献，因此当时另一个流行口号就是“国民之母”。

——引自章节：第一章贴身的历史：八段婚姻与三宗离婚

求变的种子落入中国思想界的土壤，生根发芽后就进入了新阶段。当时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有机会亲身接触西方社会模式，为中国新女性运动提供了参照的榜样。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胡适的观点如何因个人体验而改变，就是个好的例子。他到美国留学以前，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国人制造贤妻良母；到美国几年以后，他观察西方社会的标准，目睹美国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又与当地女性建立深厚的交谊，导致他的想法明显改变了，认为女子运动的最高标的应该是“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的女子”。“自由独立”正是中国妇女运动第二浪的核心价值。20世纪第二个十年，女性角色划定于传统家庭结构这种想法受到挑战，而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也进入了激进阶段。这个新趋势与同时期酝酿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文化运动最关注的，是打破传统家庭尊卑长幼的运作模式，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个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理想女性的形象，抛弃了配合传统家庭结构的“贤妻良母”观念，改为标榜“五四”新女性的“独立人格”。当时的女性要取得人格独立的资格，需要符合下面几项条件：一、在新式学堂受教育；二、毕业后有一份职业；三、婚姻自主；四、参与公众生活，而不是只在家庭范围内活动。虽说条件有四项，但教育明显是其他三项的敲门砖。受过被认可的新式学堂教育，才有可能在新社会谋职；有了固定职业才能经济独立；能够经济独立，在婚姻自主方面才有更大把握。至于公众活动，更需要教育和职业提供的知识和自信，而婚姻自主亦可以保证女性不会受到丈夫或夫家压制，被阻止参与社会活动。上面说的是新理念，但理念和现实情况总有些差距。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每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都愿意投入工作又或是服务社会的，因此除了上面理正词严的四大条件之外，表面看似肤浅的描写也值得大家注意。综合当时妇女刊物的征文来稿，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新女性形象，反映社会大众日常接触的事实：装束时髦，擅长音乐、唱歌、跳舞交际等，身旁总不乏...

——引自章节：第一章贴身的历史：八段婚姻与三宗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