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还是精英 节选

“精英”（élite）一词，*初在十七世纪是用以形容质量精美的商品，后来才用以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如精锐部队和上层贵族。①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mglishDictionary），“精英”一词在英语中的出现始于1823年，当时该词已被用来表示社会集团。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和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这一词语才广泛运用于与社会及政治有关的著作中，并通过社会精英理论特别是帕雷多（VilfredoPareto）的著作，得到广泛传播。
帕雷多给“精英”一词下了两种定义。首先他使用了一个一般的定义：“我们假定在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他的能力标志的指数，这就像在学校里不同科目考试的分数一样。例如，我们给水平*高的律师打10分，给没有主顾的律师打1分，而0分则留给那些十足的白痴。对那些百万富翁——无论其使用诚实的抑或欺诈的手段获得财富——我们将给他10分。对那些收入丰厚、生活优裕的人，我们给他6分；对那些尚可维持生计的人给1分，0分留给生活贫困的人……，对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照此类推。因此，让我们把那些在各自活动领域中获得*高指数的人确定为一个阶级，并将其命名为精英阶级。”①帕雷多自己没有继续使用精英的这一定义。这个定义仅仅用以强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个人天赋的差异，并作为“统治精英”(governingelite)概念的出发点，这才是他的主旨所在。“就我们在研究社会平衡方面所从事的特别调查而言，如果我们将这个阶级(精英阶级)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级，那将是有助于研究的：即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在政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所组成的统治精英和由其余的人组成的非统治精英……这样全体居民便可分为两个阶层：一、低级阶层，即非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政府可：能具有的影响我们暂且忽略不计；二、高级阶层，即精英阶层，又分为两部分：(1)统治精英；(2)非统治精英。”②
这种新型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这就是它们提供了一条跻身上流社会的*有效的途径。在那些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提供主要政治领袖的国家中，——例如许多中东国家——军队为来自社会中层的人组成新的精英，以及充实精英队伍提供了机会，并经常同农民、工人联合在一起为提高自身政治地位而斗争。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革命是由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年轻军官所领导的。同样，在本世纪的拉丁美洲，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已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它已不再是那种代表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利益的军事首领在一场分裂斗争中争权夺利的形式了，已经出现了由年轻军官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正如列文(Lieuwen)所说：“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革命采取的是激烈变革的方式……其大致轮廓是雄心勃勃但又怀才不遇的年轻军官和起义民众一起投入共同的事业。他们联合一致用暴力摧毁了旧政权(ancienrégime。”②
从上面对不发达国家情况的简短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存在着几个精英集团：革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政治领袖以及军官。其他集团，例如政府官员和实业家，在领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也具有相当的影响。是什么因素决定这些集团中谁能取得领导地位呢?在某些情况下，在拉美和中东，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所有者和实业家精英们在确立了自身
地位之后便很难被赶走，尽管他们的统治软弱无力并且阻碍经济的发展。由于拉丁美洲的军事统治传统，或是由于伊斯兰国家并不强调军事和政治功能的分离的文化传统，军事干预在某些国家可能受到欢迎；但是在军队中立的理论盛行的国家中，例如在那些曾受英国统治的国家中，军队干预则遭到反对。
精英通过工会、农民组织和群众政治组织建立起与普通民众的密切联系，以便表达人民的愿望并为他们谋利益，这是这些国家的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也标志着当代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与早期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的区别。至少到十九世纪中叶，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新的精英人物还无需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便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开展夺权斗争，或者无需向群众展示他们的目的或成就便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在当代不发达国家中，对群众支持的需要大半是为了仿照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的榜样。同**次工业革命相比，经济发展已变成人们明确意识到并自觉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表明马克思主义绝非二十世纪工业革命的加尔文主义来指出这种区别。如果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加尔文主义是技术时代的教义，它通过反复宣传经常的勤奋工作的价值和节俭、禁欲的意义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又是社会和政治的教条，它勾勒出人类社会未来的前景并制定出实现这种远景的行动纲领。但是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以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示了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所有不发达国家用以制定计划和政策的学说都采纳了一种理想社会的概念——无阶级社会，福利国家，彼此合作以及共同的财富——这里面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经济的成份，尽管发展工业仍然是到达理想主要前提。因此，各种精英能否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要看他们能否激发群众的热情，能否从贫苦农民和产业工人这样的主要社会阶级中获得足够的支持。
除了上述政治因素之外，我们还应考虑是否还存在着民主政府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社会条件。目前的精英理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在将民主仅仅定义为全社会的一种政
府的形式(formofgovernmentofawholesociety)，因而从概念上排除了诸如“社会民主”或“工业民主”等观点中的任何非政治因素之后，这些理论进而取消了对这种因素可能会对政府本身的形式造成影响的考虑。但这实际上是忽略或者干脆拒绝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即存在于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各种组织不仅仅是共存的，而是通过彼此协调或矛盾关系相系联系并且相互影响的。这是由马克思在批判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家时所提出的令人敬佩的观点，他认为把作为公民的人(即享有政治权利的个人)同作为文明社会成员的人(即参与家庭生活和经济生产的个人)截然分开是极其错误的。①我们应该认为许多社会学家连篇累牍地加以描述的，同十九世纪相比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来更具有合作性、更少权威性质的西方社会中。的现代民主家庭的形成没有受到政府民主思想的影响；或当其一旦存在之后对于维持和发展政府的民主态度和民主实践没有重要影响吗?当在生活*重要的领域之一——工作和经济生产——当中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积极参与对其生活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决策的机会时，难道我们还认为这种本应要求个人作出独立判断并积极参与重大社会问题决策的民主政府能够兴旺发达吗?我并不认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唯唯诺诺、俯首贴耳的环境中的人会养成政治民主所号召的慎重选择和自治的习惯。的确，在西方国家中，个人对工作的依附关系在某些方面已有所改善：工人可以通过工会和刚刚开始建立的联合咨询机构对其工作条件的改善施加影响，同时闲暇时间的增加也扩大了他自己决定事物的范围。另一方面，今天许多工作分工更细，重复性增加，结果尽管工人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受制于雇主，仍然发现更难找到机会在工作中独立作出判断，运用想像或发挥技能。①
还有一些经常被讨论到的情况也影响了民主政府的实践。财产和收入的巨大差别明显影响了个人参与社会统治活动的程度。一位富人可能在进入天国时会遇到麻烦，但他会发现进入政党的高级委员会或某些政府部门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控制新闻机构、结交政界名流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压力集团或咨询机构。而上述这些优势穷人则一无所有：他与有权有势的人没有关系，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也没有机会获得政治方面的系统知识。这种由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差别又被教育程度的不同加以扩大。在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中，为提供主要的社会统治者的阶级所安排的教育同为数量占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所提供的教育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②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不仅巩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它还通过强调为精英集团选择杰出的人物以及高收入者和学术成就的地位使整个精英统治的理论不断繁荣发展，而不是提高可以使大多数公民参与政府工作的普遍的教育水平。我所提到的财产和教育和差别是使社会分为不同阶级的部分原因，正是这种基本的差别在“社会民主”理论中经常被认为与民主政府很不相称。我在下一章中将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观点中的历史因素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主要能够应用于西方文明范围内的历史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统治与奴役的形式——主酌情奴隶、封建领土与农奴、工业资本家与工人——形成了一个以逐渐意识到个人的素质与其作为某一社会阶层成员的身份之间的对比为特征的系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个人的私生活同由某一劳动分工的领域及其条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差别……在等级制度(特别是在部落)中这种情况仍未被察觉，例如，贵族永远是贵族，普通百姓则永远是普通百姓，无论他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何，也不问他的个人秉赋与才干怎样。个人的本性同具有阶级属性的、与个人的生活条件有关的非本质的特点之间的区别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这种区别本身是资产阶级的产物
……无产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本性和劳动强加给他的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是牺牲品，他没有机会在本阶级中获得那些能使他变成另一个阶级的成员的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给这个历史系列加上一个词语：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将不再有任何个人秉性和他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尖锐的差别，每一个个人都，将*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能，而且只受到那些作为自然人所遇到的限制，即他不得不生产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并且难以避免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其次，马克思将无阶级社会视为只有到资本主义业已充分发展的历史时刻才能实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使一个附属阶级——无产者——**次出现，其本身并不包含未来的社会差别的因素。当无产者通过剥夺工业资本家并获得解放后，它将建立体现其团结统一的新的社会制度并防止社会中新的特权集团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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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平等是令人激动的字眼，不禁会使人联想到人人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理想；精英则是是冷冰冰的、或多或少令人不快的字眼，让人联想到古代贵贱有别的贵族政治，或当代世界中寡头统治众人的威权政治现实。要平等还是要精英，本书既给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又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作者本人的答案。关于平等与精英之抉择的实质是：应该由谁来统治，？是由每个平等的人来统治，还是由少数精英人物来统治？人人掌权的绝对平等是不现实的；可是放纵精英任其统治又是不可取的。那么，我们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余地窨有多大？这两者之间的抉择只能是或此或的抉择吗？
一、权利的平等，还是结果的平等？
表面上看，在平等与精英之间的抉择或取舍再显而显见不过了，当然是舍后者取前者。的确，如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平等作为一种抗议的理想，激励着人们对精英统治的抗争，对宿命和命运、对出自偶然性的差异、对特权和不公正权力的反抗。然而，平等的理想也是我们所有理想中最不知足的一个理想。其他种种努力都有可能达到一个饱和点，但是追求平等的努力几乎没有一个终点。而且，在平等的内部存在互相冲突的平观：一种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和价值的平等观，即权利的平等观：一种是作为取消权力和财富分配差异的结果平等观，即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平等理想的令人困惑之处还在于实现某个方面的平等（如结果平等）会在其他方面主生明显的不平等（如权利的不平等）。若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就不难发现，不平等是天意，平等却要靠人为的努力。
人既生而平等又生而有别。平等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最佳补充，也可以成为客观存它最的敌人。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是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平等常散发着一种“邪”味，它使弱者把强者贬低到他们水平上。实际上，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的或更多的结果平等，人们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等权和精英专制的泥坑。
高扬平等旗帜的人常常标榜他们以关心人民利益为已任，试图的世人证明，唯心史观有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知音、是人民的真正崇拜者。这些人高谈“真正的人民”，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制造出一个虚无飘渺的、理想的人民偶像。更糟糕的是，崇拜人民并不必然“爱民”，既对穷人、被遗弃的人和地位低下的人的实际存在的人民的现实相伴而生。自罗伯斯庇尔执政以来的许多事实都表明，绝对化的平等理想实行起来多么容易导致相反的结果，导致对人民残忍的虐待和无情的灭绝。而且，这种平均主义中隐藏的沿同精神所带来的一元化窒息了个人的生命、社会的活力。
平等主义者们常常声称他们代表的是穷人、弱者的利益。问题是，如果穷人和弱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意味着穷人永远是穷人，弱者永远是弱者，而不坐视穷人永远是穷人、弱者永远是弱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历史告诉我们，以保障穷人、弱者的利益作出的极端主义政治努力往往变成了使贫穷者（除其中的少数精英、革命家外）永远处于穷困、贫弱境况的努力。所以，无条件地强调保障所谓大多数的穷人和弱者的权益，可能到头来使他们永远沦为穷人和弱者，世代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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