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录

严格的“科学”方法难以在科学的假设与其外部的信仰体系间保持平衡。它们允许宗教研究，但通常将它当作心理现象或社会现象，认为它来源于人类自身及其与环境间的互动，而在最终的分析中，互动被认为是在原子及分子构成的集合体中发生的，每个原子或分子的行为都与它们天然的复杂性相吻合。但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大家都认为，【每个人必须充分参与社会转型过程，他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应该与发展的方案及其实施相一致，由此产生的矛盾严重削弱了那些基于狭隘的科学方法所开展的发展研究的有用性。】不容回避的是，为了正确处理方法选择方面的困难，我们这项研究的方法必须是可度量的和明智的。因此，希望不久以后以科学、宗教和发展为主题的讨论会继续受到重视，而不是转移到描述性研究或是证明假设上来。为了保证科学性，我们的讨论自然需要符合特定的条件，例如，它的语言须努力达到理性、清晰、客观。当研究对象与每个参与者的自身信仰密切相关时，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尽力达到以上目标。我认为宗教研究方法还很不完善，它使研究者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实体——科学家与信仰者，前者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后者可以忽视这种双重性进入他的信仰体系所导致的荒谬。如此站不住脚的方法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由于受到了作为一种根本信条的世俗主义的驱使。因此，在现实中，科学、宗教和社会变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被错误的客观性掩盖了。能够改变这种主流状况的既不是护教学也不是宗派主义者的论战。【我们需要的是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理性与信仰的相互渗透，以及与唯物主义无关的对理性方法的系统探索。】……以上目标的实现要求一定领域的研究者将自己的信仰和经历中相关的方面分辨清楚……为使这样做有意义，研究者必须明白笃信信念是可能的。有道是“如果我深信某事是对的，那么与之不同的观点就是错的”，尽管这一说法在逻辑上经得起检验，而且也能适用于无数情况，可是一旦讨论的对象相对复杂，其有效性就不存在了。不...

——引自第296页

在我加入跨学科团体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早就对发展作了一系列的界定，并且建立了指导未来行动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幸福取决于以下综合因素：健康、住房、教育、就业、家庭生活、社区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可以归于“文化”名下的因素。全面发展暗示了各种政府组织为改善这些因素共同采取的行动。……给我们带来最大挑战的主题就是“参与”，在那时，这个主题在发展的讨论中地位越来越突出。我对我们团体应对这个挑战的方式颇为不满，这令我明确地在脑海中拒斥隐含在方式之下的前提。

——引自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