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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临中的上帝-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11) 文章节选

19世纪是“基督教的时代”。北美洲的殖民者蜂拥到西部，开垦美洲大陆。俄国的西伯利亚被占领，整个大陆一直开拓到海参崴。欧洲列强在亚、非、拉三洲建立其世界性的国度，并以弥赛亚式的宣教热忱拓展欧洲文明。对基督教而言，世界福音化近在咫尺。因此，福音机构大量产生，其中以伦敦圣经协会马首是瞻。到了19世纪末期看来，“基督教世界”似乎是挡不住的潮流。奥斯曼帝国瓦解了，印度沦入英国人手中，欧洲的宣教及贸易打开了日本及朝鲜的大门，中国成为基督徒最后的大型宣教领域。对此空前的进展以及对于抱持进步观的乐观人士而言，基督教千禧年主义提供了世界史意义的架构是不足为奇的：历史最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它要成为我们的时代，即基督教的时代。“基督教世界”乃是基督的国度，他将与万有在属他的国度中一同做王。此国度中的每一方面还有巨幅的进步空间，在它里面的一切事物可臻完美之境，但是基本上已经不会有全盘变动的可能性。自从科技与政治的力量干预这个世界，最后的革命已经展开，现在一切事物只有静待演进及进一步的正确发展。上帝的国度只在咫尺之遥，它已经成为道德上最高的善以及历史发展的目标。人类透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接近永远的和平。基督教千禧年主义张满了它盼望的弓，对准了基督教世界在基督教世纪大融合的目标，即教会与文化、祭坛与王权、宣教与掠夺、自然科学与宰制世界的融合。它以弥赛亚救世的差派意识来强化那些欧洲、俄国及美国的帝国主义，并以世界圆满终结的历史终结激情来提高历史的自我意识。千禧年的盼望将终末论卷入历史，并使历史充满弥赛亚式的激情。尽管19世纪的基督教会与民众缺乏紧密的联系，政治的千禧年主义却将他们一并卷入。在美国动员百万人去实现美式“新世界”梦想的力量，也促使沙皇时代的俄国去实现末日世界得赎的俄式梦想：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以后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从拜占庭帝国的弥赛亚主义产生的东正教终末论形塑了“俄式的想法”：自从君士坦丁堡没落之后，莫斯科取得了基督教一东正教帝国独一的领导权，因而也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对世界统治的权力。这个统治权力在大英帝国则是经过宗教多层的包装，而且由宣教来推动。西班牙帝国在扩展基督教世界时，征服与洗礼是一致的。在普鲁士德国的“文化新教”(Kulturprotestantismus)将终末论纳入历史。康德(Kant)的伦理学及黑格尔(Hegel)的历史哲学为 “文化新教”包装和解释。法国的做法较为世俗化，它将自身视为非洲殖民地文明的先驱及维护者。我轻描淡写地将基督教世界的弥赛亚主义以及19世纪基督教时代的千禧年主义的图样勾绘出来，目的在于唤起大家意识到20世纪基督教终末论的问题所在。这不仅是历史与终末论间关系的理论问题，也不仅是历史内圆满终结与历史末期的圆满终结问关系的理论问题，或是千禧年主义与恐怖的末日论(Apokalyptik)间关系的理论问题，它也是一种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经验产生的一种困境，因而导致终末论全盘改写。英、德、俄、法等国的弥赛亚梦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1918)毁灭性的杀戮中变成了恐怖末日论的死亡梦魇。1917年十月革命，沙皇下台，然后被杀，这导致“俄式思想”的世俗化以及斯大林主义中苏维埃式的千禧年主义。美国决定参战，并且将它对人类的异象摆在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之上。然而，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世纪” 也无法历久不衰。德皇下台后经历了魏玛民主的插曲，随后产生了 “元首的”、民族“再生”的、日耳曼民族“第三帝国”之梦的、“千年国度的”与虚无意志的政治弥赛亚主义，以“终结”犹太人问题。直到欧洲成了废墟，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德式梦想才正式宣告结束。基督教世界连同基督教时代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走了下坡：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相残杀。其他民族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奥斯维辛的惨剧后，犹太教基督教的梦想(犹太人融入基督教世界)破灭。广岛的原子弹使得人类失去了其原子无罪性，切尔诺贝利 (Tschernobyl)事件则使人类失去了他在生态上的无罪性。19世纪所有千禧年式或弥赛亚式的大计划，无论它是以宗教的或是世俗的面貌出现，全部在20世纪惊骇的历史惨剧中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在许多民族及许多生活空间中出现了恐怖的末日论，有的以宗教的、有的以世俗的面貌出现，它取代了19世纪所有千禧年式或弥赛亚式的大计划。正如千禧年主义将终末论正面地纳入历史，为了让上帝国在“地上就已经”(语出：海涅[Heinrich Heine])得以建立，现代的恐怖末日论则将终末负面地摆进历史，为了让核子的“哈米吉多顿”及生态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在地上施行。 19世纪弥赛亚式的异象与20世纪历史上恐怖末日论的惊人惨剧，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时下的终末论思想。当我们从弥赛亚式梦想中清醒过来，并且抗拒恐怖的末日论带来的惊慌时，我们该抱持哪一种盼望?为了不使世界遭受毁灭，终末论既不应该是可以摆进历史的千禧年式终末论或是恐怖末日论的终末论，那么终末论应该意味什么?我们在本章不仅要探讨神学的终末论，也要对弥赛亚主义与恐怖的末日论作哲学的反省与批判。如前所述，时下的终末论不仅是神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它是历史本身的问题，目前人类世界的危机已经宣告末日的到来。每一种终末论，都按照它的方式来参与经由我们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末日审判。P1-3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中译本导言前言第一章 来临的上帝：终末论现况一 终末论的时间化二 终末论的永恒化三 来临的上帝的终末论四 犹太教弥赛亚思想的再生第二章 永恒的生命：个人的终末论一 生命和死亡二 灵魂不灭或身体复活? 三 死亡是罪的后果，还是生命自然的终点? 四 死人在哪里? 五 死亡、哀悼和安慰第三章 上帝国：历史的终末论一 历史的恐怖末日论二 弥赛亚式终末论：“千年国度” 三 政治的弥赛亚主义：“神圣国度” 四 政治的千禧年主义：“救赎者国家” 五 教会的千禧年主义：“万民的母亲和教师” 六 划时代的千禧年主义：“近代”的诞生源自弥赛亚盼望的精神七 千禧年式的终末论是必要的吗? 八 人类历史的末时：灭绝主义九 “历史的终结”：后历史的先知十 恐怖末日的终末论是必要的吗? 十一 万有的回归第四章 新天新地：宇宙的终末论一 受造的将来：安息和舍金纳二 世界的毁灭或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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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美国从受逼迫的圣徒避难处、自由的实验和民主的自治变成具有世界使命的世界强权。在这个世界使命的千禧年式表达中，自然有一种高涨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的危机，然而，其中也有批判的开端和权力以及对于所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抗拒。如果美国为了万民和人类的救赎而蒙拣选，那么它就必须衡量其支援万民自由、自治和人权的政策。当“自明的使命”这种观点被利用来压制和征服轻视人权独裁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时，危机便出现了。其优势在于衡量他们本身要求的力量。作为人道的梦想，“美式梦想”是美好的、必要的梦想可是作为“美式梦想”的这个人道梦想却反其道而行。基本上，这种模棱两可的特性便已存在于以色列的拣选和差派意识中：以色列被上帝拣选，为要成为“万民之光”，还是万民注定要在以色列中找寻它们光？上帝和以色列涉及万民，还是上帝和万民涉及以色列？这背后隐含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若非自己将这个特殊的关切当成是普遍性的，或者将此特殊关切去除，普遍性的关切如何能透过某种特殊的来代表？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史上能够“拯救世界的民主”，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有益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利益，正如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的情况。当约翰·肯尼迪提到美国人是“世界公民”时，他有意使美式梦想人性化。事实上，许多民族从美国那里领受自由和自治。可是，这个关乎所有人自由和人权的人道梦想的美国化，使得美国成为那些必须共同进行“实验”并付出代价的民族之重担。

——引自章节：四　政治的千禧年主义：“救赎者国家”

由于现代世界源于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来自犹太教一基督教弥赛亚昐望的精神，因此康德所提的宗教问题是：“我可以盼望什么？”这在宗教史上是毫无前例的。以前，宗教问题都是针对世界的神圣起源，而以起源的神话来回答，或者针对时代转换中的永存性，而以天的象征来回答。以前，宗教必须稳定稍纵即逝的生命。可是，历史中的生命因着将来而大受鼓舞或深受威胁。只有救赎的和实现的将来才能给历史中的受苦和行动赠予安慰和意义。因此，将来在新时代中成为超验的新典范。神学思想成为一种盼望的提醒：经过试炼的盼望（docspes）。基督教神学必须从现代对将来的看法中将弥赛亚式的狂妄以及末日的绝望驱逐出去，并且使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复活得以成为当下，以回答康德的问题。

——引自章节：六　划时代的千禧年主义：“近代”的诞生源自弥赛亚盼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