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节选

在所有这些记叙中，*吸引我的是跟随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在中国与鞑靼的旅行纪实。其中一篇为使团的第二号人物乔治·斯当东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团的总管，曾叙述过“邦蒂号兵变”故事的那位约翰·巴罗。我承认，这12卷书对我来说完全是新发现。对于18世纪的中国，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耶稣会士、莱布尼兹和伏尔泰曾经说过的：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英国人却派遣了一个浩大的使团前往中国，以使它对英国开放?您是否知道，他们就像面对巨人哥利亚的又一个大卫，尽管只有800万人，却认为自己是“世上*强大的国家”，并打算同一个拥有3．3亿人口——人类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国——“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竟粗暴地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
您是否知道他们的使节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在启蒙时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国?您是否知道他们曾竭尽全力彻底摧毁这个神话，并指责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为欺骗?您是否知道这个“不可超越的榜样”开始在礼仪上显得僵化，并因虚荣而显得做作?
*为奇怪的是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马戛尔尼*终的失败：他拒绝叩头——即根据宫廷礼仪，在皇帝面前下拜叩头九次。这一插曲会使孟德斯鸠欣喜若狂，他曾用一件小事来解释恺撒之死：暴君违背惯例，忘了在全体元老院议员面前起立。以前*专断的行为也没有引起共和主义者的反应，但是这种傲慢的态度却导致了谋杀：“没有比违反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
“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20世纪西方与第三世界间因仇恨引起的误解。
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给予孔夫子启示的或孔夫子给以启示的“经文”包含对所有困难的解决办法。这本书里一切都说到了。要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将是自负的表现。
为了不变，*好是避免交往。但是英国人已把买卖做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他们还想更提高一层。他们明白通过贸易，卖方和买方双方都能获利；犹如两个情人，每人都不可能独自获得只有对方才能给予的满足。满清时的中国对商人十分蔑视，对经商极不信任，对外国的创造发明拒不接受，这些都无一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国内的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马戛尔尼使华是自由贸易文化*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无动于衷的国家之间的相会。
这次远征使人深入了解到传统社会之所以“不发达”和先进国家“发达”的奥秘，它们之间的相会很可能将支配未来的世纪。
中国的不变性
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它的人口一直过剩，并长期受到贫穷、混乱和分裂的威胁。在医学方面，它始终局限于针灸、草药及十二经络。尤其是因为生计无定，中国人仍然像过去那样依赖自己的集体：每个人应该或不应该想什么或做什么，这些都要由集体来确定。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仍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多只能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
在文化革命中
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并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
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同样是私下的争斗，爆发于突然之间，而事前表现出来的某些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理解。
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坤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
英国人的看法
1973年发表了我对动荡中的中国的想法，其中多处提到马戛尔尼使团。许多读者询问我如何能得到那本书。我曾有过再版该书的想法，因为那次出使在法国罕有人知。诚然，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但是，过后这段插曲就被我们忘却了。甚至连学术著作都对此只字不提；汉学家们限于人手，又都要专攻一个课题，所以对此尚未作出任何研究。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搜集资料的漫长时期。
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份汇报。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火药。”
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偷懒重印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够了呢?这些著作互相补充，互相修正。我继续寻觅，发现了从未出版过，甚至也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如见习侍童的日记：小托马斯·斯当东出发时年仅十一岁，他天真地记载了父亲和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饰的事情；他的学生作业当场揭露了成人叙述中的不准确之处。还有1817年他作为副手的第二个使团——即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一的纪行。*后是他的回忆录，在1856年出版。又如指挥舰队的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手记。“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写的航行日记，那是一位厉害的生意人，在远东的商业航行中久经考验。还有使团秘书，马戛尔尼的表兄弟温德的日记。随团医师吉兰博士的科学笔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先生们”之间的书信。马戛尔尼与内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敦达斯之间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差不多重5位经历过英国使团访华的种种曲折的见证人。
难道不能将英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较吗?有一个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以及4个法国人，他们是：安特卡斯托骑士，他在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广州；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广州居住了相当长时间，1799年对斯当东的纪行作出了反应；1784年至1799年在广州负有使命的吉涅骑士；法国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马戛尔尼途经澳门的情况。5个见证人中的后两位就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别扭关系撰写了带有实质内容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法国外交部。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子，《论语》
如果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弱的，这个民族就不可能长期强盛，现在尚未找到把一个由懦夫组成的人民变成一个强大民族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目录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作者简介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佩雷菲特先生出生于1925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0年后又以全部赞成的票数被选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历史部。1981年任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国民议会议员与普罗范市的市长，在法国的政界与学术界都颇有影响。
佩雷菲特早在50年代就有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的书的想法。他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与巴罗写的有关中国之行的书。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长期受到18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的影响，以为中国是一个由开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而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使佩雷菲特先生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他就想把这个中国介绍给他的同胞。
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他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1973年），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此书被认为是法国非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著作，奠定了佩氏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为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