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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新时期文学“源头”考察之一
一
如何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逐渐引起关注，显示了学界对一个学科成熟的期待。就整体性的学术背景而言，我们已经越过了非常态的学术史状态，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学术上的“拨乱反正”和“打破禁区”、“填补空白”方面，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且充满了“战斗”激情的时期，但是许多真正的问题也常常被疏忽。在今天，当我们有可能讨论建立当代文学的学科话语，并且把这种讨论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勃勃生机中时，我们不仅需要转换知识体系，转换文学史观念，转化思维方式，而且需要有清晰地发现问题的意识，因为漠视被遮蔽了的真问题的危害远远大于伪问题对学术研究的干扰。
我们注意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是残缺不全的，突出的问题是“文革文学”被搁置，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在进入到1960年代中期后突然中断了。这一现象可以称为文学史叙述的“断裂”问题。当初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文革”无文学，或日“一片空白”，无疑，这一解释是非学理上的。现在，学界已经无须就是否有必要研究“文革文学”再作争论。把“文革文学”纳入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就当代文学史写作而言其主要意义不在填补空白，而在于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写作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背景，改变了当代文学史著作的习惯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在文学史哲学的层面上纠正“非历史的观点”，在中断的缝隙中发现“历史联系”，进而获得重新叙述当代文学史的可能。
新近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呈现了“文革文学”作为文学史一部分的意义。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撇开“文革文学”，“当代文学史”的构架是残缺的，至于在怎样的文学史逻辑中叙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代文学史”写作在面对“远距离”部分时，比面对“近距离”部分显得清醒、清晰和从容些。比如，“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深化，其学术上的成就似乎比“新时期文学”研究突出。在对“十七年文学”的重新解读中，文学由“现代”转向“当代”的图景被重新描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沿袭了多少年的文化逻辑被打破，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越来越接近文学史的深层。这样的成果，从另外的路径切入了“文革文学”，并由此思考文学是如何由“十七年”进入“文革”的。这些研究比较充分地注意到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并逐渐有了真正称为“整体性”的思考。
现在的问题是，“文革文学”又是如何过渡到“新时期文学”的。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这样一个序列中，“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联显然是不能忽略的（这种关联不仅是“文革”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素材”，也不仅是“文革”是“先锋作家”的“创伤记忆”）。我们都知道，“新时期”的概念是之于“文革”而言的，并且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大家就有一个共识：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今天，我们在检讨199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一些问题时，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产生与某些方面退回到三中全会之前有关。政治命运对文学的影响在当代从来是重要的。
文学在跨时代的转型中，它自身的演进有迹可寻。在由“新时期”回过头来重读一些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创作时，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创作判若两人，他们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换一个阅读视点，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文革”已经结束了二十余年，一些作家的创作仍然摆脱不了“文革话语”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亲历过“文革”的作家，而且在“新生代”那里也是不可低估的。应当说，作家的变与不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在“文革”期间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是众多的，我在这里列出部分作家的名字：张长弓、海笑、克非、刘怀章、周嘉俊、单学鹏、陈大斌、黎汝清、谌容、张抗抗、顾工、谢璞、李存葆、未央、草明、蒋子龙、韩少功、朱苏进、邹志安、郑万隆、陈忠实、周克芹、叶蔚林、俞天白、金河、古华、张笑天、贾平凹、李宽定、陈建功、陆星儿、理由、温小钰、汪浙成、白桦、阮章竞、田间、李瑛、路遥、魏巍、余秋雨、茹志鹃、黄宗英、陈世旭……这些作家，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青年作家，后来不少人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将，他们如何挣脱主流话语的牵扯，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能够公开发表作品，当然只是问题的“表”，知识分子作家与主流话语的生产、作家的思想矛盾及其转换、体制外写作与私人话语空间、民间社会的分层等一些关键问题，构成了“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过渡状态”，我把这个“过渡状态”看成是“新时期文学”的“源头”。对这一状态的考察也即对“源头”的勘探，当然不是一篇文章、一个角度可以完成的，因此，拙作只能是系列考察之一。
二
在197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权力，但是个人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并没有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重新写作，并不是由他们的“知识分子性”所决定的，而是他们在“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中被赋予了“阶级性”。
在1972年之前，除了“革命样板戏”外，创作基本处于无序状态。1972年新创作的《虹南作战史》、《牛田洋》、《金光大道》等小说的出版，“文革文学”的话语建设进入了积极而有序的状态。新创刊的和恢复出版的文学期刊为主流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以“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为指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文革”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话语系统并且侧重表现两个方面：作为历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作为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者都是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后者逐渐发展为侧重写与“走资派”的斗争。这样，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就成为“阴谋文艺”。《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典型发言》、《只要主义真》等这方面的代表作，因此受到主流文学评论的重视。《虹南作战史》、《牛田洋》与《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等是“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两极，介于这两者中间的作品是“文革文学”的基本方面。
在主流文学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创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创作姿态。一些作家在“文革”前的创作中曾经有过深刻的探索，但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中，放弃了那些重要的探索（这种“放弃”在“文革”前就有迹象）。譬如作为一位政治抒情诗人，郭小川在“文革”前曾经写过《望星空》、《一个和八个》，尽管他带着困惑和矛盾，但他深刻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独到的体验，突破了“公共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压抑。“文革”初期，郭小川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盲从的，他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获得了热情，抑制不住对领袖的崇拜。毛泽东“万里长江横渡”的场景，是1970年代初期郭小川诗作中的*为重要的意象，也是他诗创作的感情“原动力”。一个在主流话语空间中创作的文本，当它在“深度”和“高度”上达不到主流话语的要求时，“修改”是进入主流话语深层空间的姿态。这种修改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不仅在文学领域。话语的转换有时是一种“背叛”，因此“反戈一击”常常也是进入主流话语系统中的“笔法”。这种“笔法”无疑受到肯定。任犊就曾对走出“资产阶级包围圈”的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给予热情的肯定：“*近读到胡万春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1919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而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作者，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体会，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作者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离开了队伍”而又重新归队的胡万春创作了《战地春秋》等小说。在主流话语中成为“阴谋文艺”的作品通常是由“政治人物”授意创作的。如《初春的早晨》、《**课》、《金钟长鸣》、《西沙之战》、《小靳庄诗歌选》等。
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主流话语秩序的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作家起到了什么作用并居于怎样的位置?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知识分子”作家是主流话语的生产者。在思想处于死亡状态时，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合法性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有时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用“文革”的理论来思考他们面临的问题。以这样的思想素质重新开始写作，只能使文学成为转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方式。
三
当代作家思想之再生，尽管是那样艰难，但它开始孕育于作家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孕育于作家的思想矛盾之中。思想之再生的不同方式决定了“文革”后期文学的不同走向，其中处于“潜流”状态的一些创作（如“地下诗歌”）和思潮在浮出地表后，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之一。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些区别于“阴谋文艺”又有一定审美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受到重视并获得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在新时期出版的集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中，明显存在这种倾向。现在看来，这些带有强烈感情倾向的评论有不少是失当的。
譬如，有的著作认为：“1974年以后当代文学的主要收获之一，是一批以与‘四人帮’所‘希望’的‘文学’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的长篇小说的陆续问世。这批长篇小说，作为经历了八年以至更长一些时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文学在这‘十年’中的主要‘实绩’，无论在创作过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面貌乃至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表现出许多难能可贵之处。”“在这里。创作主体较为共同的特征，是大多以自身较为深厚的生活积累、较为深切的生活体验、较为明朗的生活态度，特别是对生活本身的独立思考出发，努力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反映历史和当代的生活实际，讴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和激动人心的生活和斗争的业绩。因此这些作品尽管由于历史、时代环境和写作、出版的生活条件等方面的诸多限制，不但不能从思想、艺术和数量、质量上与‘前十七年’创作方面的丰硕的收获相比，作品本身在各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种种缺陷，但他们毕竟以自己的面世本身参与了十年动乱中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的英勇斗争，从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成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宝贵的贡献，多少填补了这十年间文学创作的‘空白’。其中，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克非的《春潮急》、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二部）、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和《海岛女民兵》、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郭澄清的《大刀记》、郑直的《激战无名川》等是较为突出的佼佼者。”这段文字显然是对“文革文学”的误读，其立论与阐述是矛盾的，譬如说“与‘四人帮’所‘希望’的‘文学’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的长篇小说的陆续问世”，截然对立的姿态显然不可能出现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再譬如，把这些作品看作是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产物也言过其实。
我当然不否认这些作品所作的种种努力，但是真正以“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的疏离是艰难的，如果忽略这一点我们也就无视了“文革”特殊的历史语境。即使那些明显地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作品，只要它的叙事有可能导致对“文革”的另外一种理解，就要遭遇围剿。1972年2月号沈阳《工农兵文艺》上发表的敬信小说《生命》，仅仅因为写了“四清”下台干部崔德利和大队贫协主席老铁头的矛盾，就被看成是舍本求末，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斗争这一根本矛盾，于是遭到了批判。1973年来自辽宁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的批判，逐渐在全国引起注意。《辽宁日报》在1974年1、2月陆续发表批判《生命》的文章多篇。《辽宁文艺》1974年第2期在刊登工农兵业余作者批判《生命》发言记录的“编者按”中说：“《生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前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反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的表现。联系到‘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等谬论的出现，说明文艺战线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这是关系到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对于这种回潮的表现不能等闲视之，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和斗争。”
在有限的缝隙中出现了相对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理念”与“生活”的冲突是这些作品的基本矛盾。我们必须强调这种疏离只是相对的。70年代初期批判极左思潮和70年代中期文艺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空间是有限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不久便夭折，文艺政策的调整也不是否定“文革”，文学创作者不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本质的问题上清算极左思潮对创作的影响，因此，那些相对疏离政治中心的话语也显示出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钳制的无可奈何。这样一种状态被《创业》的编剧张天民描述为“处于摇摆之中”，在“‘左’‘右’之中摇摆”。

彼此的历史 作者简介

王尧，1960年4月生，江苏东台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中国当代散文史》、《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询问美文》、《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批评的操练》、《文字的灵魂》、《关于“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等著作多种，主编《“文革文学”大系》及《“新人文”对话录》等丛书，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另有散文随笔集《茶话连篇》、《把吴钩看了》、《迟到的批判》、《纸上的知识分子》、《错落的时空》等。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文学评论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