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TAD!自由派作家们 内容简介

马黎—莫斯科、莫斯科—巴黎、马黎—马德里、格尔尼卡、巴黎—纽约—巴黎。1930年代，巴黎成了世界知识分子的集散地。马尔罗、纪德、卡帕、毕加索、海明威、洛尔卡们带着他们的钢笔、画笔、目光，来到了巴黎。世界各国的诗人、作家都经过这里，然后前往如唤他们的城市和国家

LIBERTAD!自由派作家们 本书特色

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巴黎成了世界知识分子的集散地。马尔罗、纪德、卡帕、毕加索、海明威、洛尔卡们带着他们的钢笔、画笔、目光来到巴黎。巴黎是一个十字路口。二十年前，法国的艺术家们参加军队是为了保卫法兰西，而这时，他们如果去战斗，不再仅仅是拯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保卫一种世界观。彼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门前徘徊，莫斯科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坚固的堡垒，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幻灭甚至背叛的象征。有信仰、有理想的自由灵魂在烧焦的土地上创造了传世的杰作，艺术家们离开了象牙塔而进入了人生的角斗场。作者丹·弗朗克著有《波希米亚人》(1988)和《Litertad！自由派作家们》(2004)，是他借艺术家之目光、以小说家之笔法来书写历史的两部姐妹篇。本书由著名法文翻译家马振骋翻译。

LIBERTAD!自由派作家们 目录

LIBERTAD!自由派作家们 节选

1夜航
我为我的人民害怕，他们身体粗壮懒惰，心灵充满天才，但是对人生是陌生的。——马克西姆·高尔基
在一列穿越欧洲黑夜的国际快车上，一个男人辗转难眠。平时，他像一个孩子那么入睡，不论哪儿，不用等待。他坠人疲劳的浓雾，在长沙发、靠椅、地毯，有时甚至在电梯里，到处跌倒就睡。
这天夜里，什么方法都无效。边境线就像几条静止的线，他数了一条又一条。自然环境也随着国家而变化。有几位海关员、警察过来了，他每次起身，交出证件，然后又回到卧铺，在夜灯昏暗的光照中身影庞大。他闭上眼睛，由着内心思潮起伏。
没用。
他别想睡了。
这不是因为人在旅途上，他从湄公河回来，他长期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飞越过非洲、安第斯山、法国、大海与沙漠。
这不是因为对新形势的焦虑、事故的恐惧：童年时代的跌跤、成年后的事故在他身上留下数不清的伤痛，这一切都是在不可言状的情况下产生的。
可能是人家委托他的任务使他情绪不安，这对他是太不寻常了。还是因为他冒险进入一个他不认识的大陆。还有不寻常的是这列火车，那么平静地摆动。这与他习惯驾驶的科德隆飞机的冲动与拉泰293机的笨重不一样。拉泰293是鱼雷发射管似的水上飞机，就在几个月前，他带着它一起沉入了圣拉斐尔湾……
这位旅客泄了气，坐起来，让一米八三的身材下了铺位，打开包厢的门走了出去。立刻这种神秘的印象又袭上心头，每次他走进过道都感觉到的。一种完全孤寂的感觉。绝对的隔离。
没有声响传过间隔小室的木板。帘子放下，花边下垂，丝织物都一动不动。铜制的门把闪闪发光，像新的一样。
这位旅客走在干净的厚地毯上。他拉开**扇移门。然后第二扇。第三扇。床铺上都没有人睡。车厢是空的。他是无人豪华车厢的唯一占用者。他想到他占了这部分车厢，犹如里维埃拉一家大酒店里的唯一主人，空有那些璀璨的金银宝贝。他是一列驰往莫斯科的幽灵火车里的特殊乘客。
他沿着过道走，在折棚处一个踉跄，穿过一节空车厢，然后又是一节，再是一节，又是折棚，他走出了头等卧铺车厢，推开三等车厢的门，他停在那里，呼吸屏住了。
在他面前，层层叠叠堆满人，有的在木头长凳上，大多数在地上，头靠着包裹或者卷拢的被头，四肢任意伸着，几百名波兰工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休息，他们都是回国去的。这里再也没有静默、皮椅的气味、花边的轻轻摆动。而是埋怨、尖叫、惊呼。车轴不是发出叹息声，而是冲撞声。一个婴孩吮吸熟睡母亲的奶头。一个光头男人累得七歪八倒，头撞着肮脏的车窗。眼睛睁开时像是用玻璃做的。
苏联天堂，在这里，跟头等车厢那里相比另有一副面目。
这位旅客猛然醒悟，他的失眠症是怎么来的：这趟考察只怕其中有诈。
这是1935年4月27日凌晨一点钟。那人往回走。他又找到了安静、奢侈、无人分享的逸乐。
在头等车厢里，一个包厢的门打开过了。这位旅客走进去。他寻找其他幽灵。一个人也看不到。但是他认出了一种气味，一个消失的女旅客的气味。他从未遇见过的一个女人，但是他认得出她的香水味。这是娇兰公司用他*近出版的一部书名作为牌子的香水味：《夜航》。
2在红场上
我不相信什么锦绣世界。我肯定到过的地方太多了，不会不知道这都是糊弄人的。——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几天前，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坐在圣日耳曼大道利普餐厅的一张桌子前。《巴黎晚报》的大人物皮埃尔·拉扎雷夫刚才请他去莫斯科对五月一日大游行写几篇报道。
这两人在1934年便认识了。拉扎雷夫喜欢作家与诗人。他曾向柯莱特、让·科克托、布莱斯·桑德拉尔约过稿。要去苏联跑一趟，他想到了他的这个朋友，因为他是当下红人。此外，大家也不知道他对苏联的看法，在那个时期报刊上到处都是赞成或反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表态文章，这位作家对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他被人认为不过问政治。他不同于他的朋友梅尔莫兹，他不跟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分子来往。如果左派要比右派更吸引他，这是因为他的朋友亨利·让松更接近左派。让松是电影编剧和《捆绑的鸭子》报的专栏编辑，坚定的反军国主义者，彻底的和平主义者，是自由思想家加斯东·贝杰里的密友。一切都不太明显，外界都不知道。
圣埃克苏佩里自己也需要达到收支平衡。自从邮政航空公司并入法国航空公司以后，他的工作也从飞机驾驶舱搬入了公司宣传处办公室，经济情况也就黯淡不少。《夜航》一书得到1931年费米娜文学奖，其版税早已花光多时。他带了妻子去兜风的布加迪轿车拆去了皮椅和螺钉。他在夏那莱依路的公寓租金很贵。这趟出差归根结底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圣埃克苏佩里对苏联一无所知。不了解这个国家、它的语言和人民。那天晚上，他单独坐在利普餐厅的火车座里想的就是那件事。他在自问他怎么才能够了解更多情况，应该去找谁。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走进了餐厅，圣埃克苏佩里跟他很熟，与他一起吃过乳酪，在巴黎小酒店的吧台上喝过数不清的*后几杯：诗人莱昂-保尔·法格。他烟蒂含在嘴里，目光飘忽——近视与斜视逼得他如此——海军蓝双排扣上衣上面都是烟灰；毡呢帽下一绺棕色头发掩盖他的秃顶。那个人别着荣誉团勋章。真的还是假的？保尔·莱奥托认为他戴了假的才得到了真的，因为他的一位朋友，愿意保护他不受到戴假勋章的起诉，给他弄到了一枚真的，以后就要他把假的扔了。
法格，本人就是一首诗，不可救药的饶舌者，赴约从不准点，永远在街上漫游，人懒得出名。他在加斯东·伽利玛那里领预支款，但从不履行合同。有一天，出版家不胜其烦，邀请他到乡下的寓所吃饭，把他关进一个房间：
“你有一张桌子、纸张、一支钢笔。给我写吧。”
晚上，诗人涂黑了好几十页纸。
“可以念念吗？”
每张纸上，字迹写得端端正正，莱昂-保尔·法格写上清一色这句话：我是护卫舰的舰长。
加斯东·伽利玛耸耸肩：怎么跟这么一个家伙去干仗？这个人很久以前还在《新法兰西杂志》上闹得不亦乐乎，因为编辑要在他的诗篇里配上三点省略号。
“我不要三点”，他大叫，“我只要两点！”
他要求出版社把他的诗集重印……
法格晚上睡得很迟，中午以前起床。他叫一辆的士，把他带到自己喜欢的首都为数众多的咖啡馆之一。他喝上一小杯。然后走出门，在巴黎街头散步，走进其他小酒馆。他听别人谈论。有时当他喝过了量，他吆喝他们：
“你，我操你的！你也一样！”
当他累了，就到伽利玛出版社去转一圈，要不就选择去《文学新闻》出版社，那里的椅子更舒服。他歇一歇，睡着了。*后一个离开的职员唤醒他。那时，莱昂-保尔·法格再前往他常去的为数众多的巴黎沙龙之一。大家尊重他，因为他有才气，有文化教养。大家讨厌他，因为他总是迟到。
他在夜里又出门了。在巴黎继续进行他没完没了的漫游。往常他在利普咖啡馆停一停，里面的陶瓷方砖是他父亲画的。
他在那里见到了圣埃克苏佩里。在作家对面坐下，点了一份佩尔诺酒，接着对他留在家里的猫莱昂比翁大唱赞歌，然后把一位肉商的地址抄给他的同行，那家店里的纽克火腿喜欢美食的人吃了都有口皆碑，在一杯酒后又续杯两次的时间里对戈布林路、蒂伦路和地狱弄进行了一番论述。
“您熟悉苏联吗？”圣埃克苏佩里问。
“一点不熟悉。但是我可以打听。”
就这样隔了几天，圣埃克苏佩里在利普跟亚历山大·马金斯基亲王见了面，这个过流放生活的白俄，向他介绍了俄罗斯民族的盛衰史。
但是相信什么呢？当他抵达俄罗斯-波兰边境上的涅戈莱洛夫车站，《巴黎晚报》的特派记者发现一个光滑平静的世界，那里有绿色植物和一支茨冈乐队迎接旅客。即使警察局官员也很可爱。
作家心头闪过一个疑问：这个太平仅是一种粉饰吗？因为苏联若是这么一个绿树与音乐的天堂，为什么这个问题还会引起那么强烈的争论呢？为什么无条件支持者跟反对者不停地大动干戈呢？
列车继续往前开……
凌晨到了莫斯科，“我得到的**个印象是：这是一个群蜂飞舞、充满生气的大蜂窝。”（引自圣埃克苏佩里《给人生一个意义》）
城市在梳妆打扮迎接国际劳动节。在街道上、房屋里、工厂内，斯大林的服装师都在工作。他们张灯结彩、摆花、挂上有国旗颜色的大幅布条。在大楼的正立面布置巨大的木板人像，代表幸福的劳动者，面孔朝着金光闪闪的太阳，双手拿金锤子和银镰刀。红场上一片紫红色，四周都是旗子、三角形装饰旗、横幅，颜色从紫红到酱红。工人在安装话筒、放映机和扬声器。有几位眉头紧皱的工头驱散碍事的闲人。警卫保护着人民之父的休息，把走得离克里姆林宫城墙太近的讨厌人群往后赶。若要看斯大林，只要往别的地方去看。他到处都是：墙壁、商店橱窗、饭店、剧院的海报、上衣的驳头上……
在人群中，男人头发都剪得很短。圣埃克苏佩里很惊讶，上前问。这是斯大林的命令。苏维埃新人身子笔挺，脸上无毛，这样是对祖国、劳动和本人的尊重。在工厂、商店和大学里，不论什么岗位上的领导接到命令，要把没有经过剃刀洗礼的男人逐出他们的工作岗位。
圣埃克苏佩里回到萨瓦酒店。他写他的**篇报道，给《巴黎晚报》编辑部打电话。
他口述。
雷奥米尔路，一片激动。作者的文笔，敏感的人道主义精神，描写的深刻，叫打字员拉罗莎太太流出了眼泪。第二天读者也被征服了。
4月30日，记者得到通知他不能参加5月1日红场上的游行仪式。必须更早提出要求，因为要调查。不是谁都能接近斯大林的。
大使馆、朋友、乔治·凯塞尔（作家约瑟夫·凯塞尔的弟弟、《玛丽亚娜报》驻莫斯科通讯员）对这样的措施都一筹莫展。红场是直径为一公里的圆周中心。出了这个圆周什么都可以。进入这个圆周，只有政治官员是受欢迎的。
圣埃克苏佩里很恼火。建筑物开始有了裂缝。第二天几乎不可挽回地坍塌了。
这是劳动节庆祝日。作家一早起床为了不错过任何祝贺活动。一公里外不管怎样也总比什么看不见的要好。他穿好衣服，拿了笔记本和钢笔，离开房间，走在一条无人的过道上。他向蛇发女魔戈耳戈打招呼，像在所有的苏联酒店，哪层楼都有这样的人值班。他大胆走进楼梯。他在底楼的水晶灯下经过。门前没有穿制服的仆欧站岗。他手握住门把，往外推。门扉没有转动。门关上了。酒店都上了锁。圣埃克苏佩里呼喊、打听、发脾气，毫无作用。他成了囚犯。萨瓦酒店坐落在红场和莫斯科大剧院附近，因而在戒严的圆周内。谁都不能外出。门要到下午五点钟才可以开。
记者回到房间。他感到苦涩失望。一小时过去，然后又一小时。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过来，这个声音谁都不及他熟悉。这像是自远而近的雷雨，来自天上的风暴。是飞机。是检阅。
圣埃克苏佩里跳下床，离开房间，没人知道怎么一回事，他人到了外面。可能他收买了戈耳戈，或者是电梯员。他看着，一千架飞机飞过。精彩出色的航空大队。屋顶上空的一排铜墙铁壁。
立刻，武装的人流流过时，红场四周的闸门打开了。其他队伍在走近过来：老百姓的队伍。长长的灰色和黑色纵队，高举斯大林主义的红色横幅阔步前进。“这些人，从工作服，从身体，从心灵，直至根子都投入其中”。四百万游行者在克里姆林宫的目光下经过。但是他们一旦离去，群众队伍中马上出现合唱团与手风琴。那时，天性的快乐占了上风。
这过了多少时间？对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只需四天就发现了苏维埃制度的现实情况。敌对派系在未审先定罪的诉讼中的冲突知道得少，而人变成了“泥胎”的情况则知道得多。
苏联，他见到了。他后来没有再去过。他的作家同行组织会议讨论这个国家的现实或者保卫在那里看到的文化，他都拒绝参加。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从来不是，以后也不是个介入作家。他是个飞行员作家。
当他回到法国，他去《巴黎晚报》社领取支票，还清几笔债，考虑起一项可以给他带来五万法郎的新计划：打破巴黎-西贡的飞行纪录。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把他的法尔曼402去换一架科德隆·西姆：一百八十马力，*大航程一千二百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时二百八十公里。
一场梦。
3十月剧团
大家准备高唱那首必不可少的《国际歌》。但是我的记忆出了毛病。怎么也记不起**句是什么，我问旁边的人。“起来，全世界的罪人，”他回答我说。他又狠狠加上一句：“他们马上都要站起来了。”——马塞尔·杜亚曼
莫斯科，对于许多战前的艺术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黄金国。理想乐土的首都，那里来了一群新人类。面对日益高涨的纳粹威胁，对它寄予巨大的期望。
因而，他们都去那里。
早在1934年，从伦敦已有一艘船下海。为什么是伦敦？因为在那个时期，人民阵线还没有当权，俄国轮船是不允许停泊在法国港口的。
英国货船把从欧洲各国来的许多剧团运送到苏联海岸，去参加工人戏剧的奥林匹克。“合作”号的红色水手发现了黑色艺人。东欧的巴拉莱卡琴跟西欧的合唱团、口琴、欢乐轻快的手风琴一唱一和。
领舞的是十月剧团。它来自巴黎的无产者郊区。它参加过《人道报》节、公社社员墙纪念会、集会、群众大会、各种各样游行，会上捣蛋鬼纷纷献出他们的声音，计有雷蒙·布西埃、伊夫·阿莱格勒、马塞尔·杜亚曼、苏珊·蒙泰尔、莫里斯·巴盖、罗杰·布兰、马克斯·莫里斯、让-路易·巴罗、马塞尔·穆鲁奇、法比昂·洛里、路·契莫可夫、雅克·普雷韦尔……一群称兄道弟的人。他们不仅仅给人民大众演唱，知识分子也有来当观众的——如纪德，就是被伊夫·阿莱格勒吸引而来的。
在30年代，他们参加了由世俗教育合作社制作的**部影片，那时就磨合在一起了。合作社是由一位进步教师塞勒斯丁创办的。然后他们都成长了。雅克·普雷韦尔写了《新闻万岁》来反对报刊的腐败；写了《事情已有眉目》（与朱利安·卡莱特合作，由皮埃尔·普雷韦尔花八天时间拍成影片）；为舞蹈演员乔治·波米埃创作《失业者》；为了反抗美国对九名黑人的不公正判罪写出《救救斯科茨博罗的黑人》。

LIBERTAD!自由派作家们 作者简介

丹·弗朗克（Dan Franck），法国作家。生于1953年。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198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希腊历朔日》，即获得“处女作小说奖”。此后作品不断问世，主要有《阿波丽娜》（1982）、《晚间的夫人》（1984）、《告别》（1987）、《疯人陵园》（1989）、《分离》（1991，获法国记者协会颁发的“勒诺多奖”）、《裸卧》（1998）、《孩子们》（2003，获“女小说家奖”）。
《波希米亚人》（1998）和《Libertad!自由派作家们》（2004）是他借艺术家之目光、以小说家之笔法来书写历史的两部姐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