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新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它汇集了当前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精华，为读者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本书有力地展示了经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学分支领域的交叉，诸如法律社会学、比较与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以及文化社会学。毫无疑问，这本著作将在很多书架上成为和《经济社会学手册》并列的读物。
本书综合了目前一系列原创的前沿性研究，指明政治力量、社会网络、经济思想和制度如何影响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行为的。

经济社会学 本书特色

本书是对“新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它汇集了当前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精华，为读者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本书有力地展示了经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学分支领域的交叉，诸如法律社会学、比较与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以及文化社会学。毫无疑问，这本著作将在很多书架上成为和《经济社会学手册》并列的读物。

经济社会学 目录

经济社会学 节选

第1章简介
社会学家们近年来开始重归他们在历史上的**个研究主题，即经济行为。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就力图理解阶级关系和政治活动背后的经济基础。四十年之后，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探讨了现代社会的分工以及职业行为的内涵。19世纪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注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方式的起源问题。然而，1920年至1980年问，社会学家们转移了对经济行为研究的兴趣。他们考察诸如公司和工会等经济制度，但却忽略了这些组织中的经济行为。
1980年以来，社会学家们重新关注经济行为这一主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取自对其他类型行为的研究。他们追问，为什么行为在不同社会之问差异巨大，而在单一社会内部行为差异则相对较小呢？为什么宗教行为方式、儿童抚养方式和投票选举方式在每个单一社会都很划一，而在不同社会之间却差异巨大？社会学家们把这不同层面的行为归因于社会常规（convention），而且他们逐渐相信经济常规与家庭或宗教的常规是非常类似的。布达佩斯和首尔的常规差异巨大，然而就布达佩斯内部而言，常规却是普遍相似和强有力的。
因此社会学家们开始认为，他们用于解释政治的、宗教的和家庭的行为方式的理论，可用于解释经济行为。正如家庭、政治和宗教一样，市场也是一种包含常规、角色和冲突的社会结构（Fligstein，2001）。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大量不同的经济行为方式，这一认识刺激了社会学家们把经济常规看作是类似于其他类型常规的想法。这种想法的产生部分基于对东亚现代性模式日益深入的认识，即东亚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欧洲和北美的模式，或者说它们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模式。这种对经济常规的新思路也植根于一种见解，即尽管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的经济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它们仍然存在系统的和持续的差异。社会学家们认为，如果这些不同的经济类型都能实现高增长率，那么经济行为的驱动力就不仅仅是狭隘的号称决定效率的经济规律。社会过程对于经济行为的多样性必然深具解释力。
这本书汇集了一些极富创见和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每一章都针对一种经济行为方式，并且力图用一种或是几种被社会学家发展出来的概念工具进行解释。这些章节共同显示了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实证研究的惊人活力和社会学模型的不凡解释力。
人类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我们的行为是被社会情境系统地塑造出来的。与此相对，本能却可以解释狮子与其他物种在行为上的相同之处。甚至在灵长类动物中，比如大猩猩中，虽然有很好的证据说明不同“部落”拥有不同的“文化”，但未曾接触的大猩猩群体之间的大量可观察的行为，在本质上却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对于人类来说却几乎不存在。在不同社会，文化和本能或者两者之间的互动同样作用于人类*基本的活动，使之高度地类型化。在不同社会，食物收集的方式差异很大，房屋建筑也迥然不同，更多不易直接观察的行动，比如股票交易和商业保险，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多样性引发了如下的问题：社会情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经济行为？本书展示了新经济社会学领域中正在涌现的深具洞见的解答。
现代市场是由角色、常规和政治力量斗争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点上，电信市场和路德教派的教堂或者底特律的学校体系并无二致。社会学家们应用解释教堂或学校系统中的社会结构与常规的方式，来解释市场中发现的社会结构与常规。一般认为，经济规律塑造了市场和经济常规，然而社会学家们发现具体的社会过程同样重要。
本书的作者们使用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方法来理解经济行为。不像这个难题的不同部分，这些解释市场和经济常规的不同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当经济常规随着社会和时间的不同而显著变化时，它们由何而来，又是什么导致它们变化？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经济常规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及经济理念。他们试图通过用不同的方式结合这些因素来解答上述问题。每一章都建立在基本的社会学观点之上，展示了社会学视角对经济研究的价值。虽然这些章节根据核心的理论机制被划分成四个部分，大多数章节同时应用了多种理论机制。
政治制度如何塑造市场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就认为政治制度塑造着市场。众所周知，国家的政治制度统一于那些*能支持自然市场机制的政策。也就是说，首先是市场出现，然后政治制度逐步演化来支持市场的自然形式。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1970）对这一观点有重大贡献，他坚持认为普遍的经济规律使不同的政府都采用相同的政策。那些采用与经济规律相悖政策的国家，将会面临困难并因此改变它们的政策。*终，原初的市场塑造了随后的政治活动，反之并不亦然。斯密相信国家会“犯错误”，即它们会采取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但他同时相信那些“做对了”的国家将逐渐变得相似。
然而，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能造就不同类型的市场。卡尔·马克思认为，通过政治制度，政治力量塑造了市场及经济常规。他还指出，由于经济规律是广泛的，能允许多种类型的市场和经济常规成功运转，所以现代社会可以通过诸多途径创造财富。政治制度能够通过限制或者赋予政府制定特定政策的能力来塑造市场；通过在管理决策制定中帮助资本家或者官僚来塑造市场；以及通过创造公司行为模式来塑造市场。
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列举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并认识到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不同形式是基于不同的积累逻辑。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政治制度塑造了市场。市场有多种形式，政治制度塑造市场，这些见解并不仅仅为社会学所独有。政治学家们已经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文献参考，参见Hall and Taylor，1996；Thelen and Steinmo，1992；Campbell，1998）。用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行话来说，“产权”制度推动了不同类型的公司和市场安排的形成（参见，例如North，1990；Greif，1993；Williamson，1975）。
经济史的研究者们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1990）认为，政治制度塑造了国家市场结构，如德国组织了强大的卡特尔，英国产生出封闭的家族企业，以及美国出现了分散的股权所有制和寡头垄断。科林·邓拉维（Colleen Dunlavy，即将出版）认为，至19世纪中期，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塑造出了不同的公司治理体系。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均对政治制度如何塑造市场这一问题表现出了兴趣。而社会学视角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强调政治制度、集体性世界观即艾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4）的“框架”概念和市场行为的关系。社会学家认为，稳定一个国家的市场安排的因素，不仅仅包括政治制度所创造的现实激励，而且包括该政治制度所代表的因果机制观念。在我自己的研究中（Dobbin，1994），我揭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效率理念，它们分别强调企业家精神主义、市场机制和产业合作。这些理念由于被写入了产业政策而得以持久保留。
本书的第2章到第4章探讨政治制度如何塑造经济。一般认为，经济体系依据自身的规律演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自然地变得更有效率。简言之，“历史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市场和经济制度朝着更有效率的模式演化。因而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变化一般被认为是提高系统效率的变化。但是在对塑造了各国的市场和经济制度的因素进行分析时，政治制度几乎总是被发现是导致经济系统发生改变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且政治制度导致的这些改变并不必然地提高效率。
在第2、第3章中，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关于美国寡头企业崛起的研究，以及高柏关于日本的产业行会和卡特尔兴起的研究都验证了国内的政治制度如何使不同的国家产生了独特的经济制度和市场形式。在美国，一个政治上易受影响的弱政府使早期的资本家有机会建立了基本的商业规则，这些规则更有利于大公司。而在日本，一个政治独立而且管理能力强大的政府，使政府官僚有可能贯彻他们自己的思路，即通过产业行会来组织现代经济。
本书的第2章重现了佩罗（Perrow）《组织美国：财富、政治力量和公司资本主义的起源》书中的内容（2002）。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大公司主导了美国经济，而在同一时期，作为与美国*类似的英国和德国仍然由相对较小的公司主导呢？在美国，大公司甚至在那些无法实现规模经济的产业中成长起来。佩罗认为，力量和政治制度是解释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佩罗的陈述中，被设计用来防止专制的政府结构会导致意外后果的产生，这就如同让狐狸来管理鸡舍一样。由于缺少如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的君权统治的历史传统，而且宪法对个人自由*大化有着强烈的诉求，美国政府轻易地被强大的资本家掌控，由他们来制定自己应当遵守的法律。各国资本家们都力图让政府管制合乎自己的口味，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哪里都会取得成功。然而1819年，美国*高法院改变了公司建立的法则，允许公司组建不仅可以由公共董事会成员的“公共”行为完成，还可以由没有任何公共背景的私人行为完成。这样私有公司自然地就享受到了公共服务公司所有的特权。不久之后，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引入了英国的法人公司模式，这一制度中的分散持股有利于公司的资本积聚和增大规模。
佩罗认为，在纺织业和其他一些行业中，并不是规模经济导致了企业兼并，兼并往往是扶植大公司的政府管制的结果。和费城规模较小而充满企业家精神的纺织厂相比，马萨诸塞洛威尔的大型纺织厂并非更有效率，但是它们被法律所扶持。规模效益可能在一些产业催生了兼并动机，但是在很多其他产业中，一些大公司相对于小公司而言并不具有优势。大公司具备法律上的优势，特别是小企业所缺乏的承担有限责任这一点。而且政府管制没有阻止大企业兼并它们的弱小竞争者。这样的法律就导致了企业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同样可行的效率模型的消失。
佩罗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允许有实力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规则，这有利于大企业和兼并。美国人不相信大公司本身，但是他们倾向于认为，是“规模经济”而非政治制度和政治力量*终产生了大公司。这种信念坚持认为大公司是经济规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的意外后果。
在第3章中，高柏把经济社会学的视角转向对战争期间出现的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这一现象是日本战后的引人注目之处。日本人的“商业集团”模式与反托拉斯法管制下的美国大公司的运作模式大相径庭。政治制度如何推动了日本产业问商业集团和产业内部卡特尔的兴起？佩罗把美国大公司的崛起归因于美国政府的管理乏力和政治漏洞，这导致野心勃勃的资本家操纵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而高柏指出，日本这种产业内行会和产业间商业集团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国家宪法秩序”的结果。在日本，国家赋予了行政官僚更大的权力。这些行政官僚决定产业如何被组织，而基于对德国经济繁荣的认同，使他们采用了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
日本政府参照大陆法系的政府模式，遵循行政法而非普通法，即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是解释和执行法律的*终权力机构。这种结构使强有力的政府官僚能够根据他们的意志，决定经济如何被组织。日本的政府官僚们普遍认同德国所信奉的产业行会体系，日本的宪政秩序与政府的管理能力也和德国十分相近，日本的政府官僚和他们的德国同行一样，拥有必要的手段和能力实践他们建设现代经济的理念。
日本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兴起于大萧条时期，比较日本与美国可以揭示当时政府制度的重要性。为了应对大萧条，日本和美国都试图促进公司间的合作。罗斯福新政力图在多种产业中推进合作性的卡特尔，以保护公司免于破坏性竞争。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缺乏执行该政策的管理能力，这个政策*终失败了（Skocpol and Finegold，1982）。同样颁布支持行会的产业政策，日本的政策却取得了成果，带来了稳定的产业行会。拥有近乎一致的政策目标，两个国家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结果迥然不同。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下，日本政府既不软弱，也不易受到影响。因为政府管理者拥有贯彻其意志的权力和资源，商业界也同样对这一政府角色抱有期待，所以日本得以成功地创建了基于商业合作的经济。日本的行会对经济的影响绵延至今。高柏解释的精彩之处在于，如同美国的资本家一样，日本的资本家也把出现的市场秩序视为自然的和有效率的，这种观念是该市场制度得以保留的关键。
在第4章，理查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研究了国际政治制度如何导致了相似的国内政治制度。如同佩罗和高柏一样，斯韦德伯格认为国家制度决定了塑造市场行为的“产权”，或者说经济交换的规则。这一结论具有普适性。有趣的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核心产权制度，都源自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初所形成的一系列一般性的国际规则。对照佩罗和高柏的观点，即不同的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不同国家市场之间的差异，斯韦德伯格发现国际政治制度则决定了不同国家市场之问的众多相同之处。这一观点挑战了亚当·斯密的认识，即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驱动着不同国家采取相同的制度，从而导致了市场问的相似性。斯韦伯格提出西方民族国家是基于同一个来源复制出了相同的经济管理方式。

经济社会学 作者简介

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1980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1987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一年，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工作15年之久，2003年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道宾教授主要研究组织、经济行为和公共政策。其著作《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曾获199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马克斯·韦伯学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