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学术随笔 目录

编者的话
怀念李济（张光直）
**编初学杂忆
自撰简历
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
清华学校高等科一年级（1915-1916年）时的史学作业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仁友会史略
第二编学术散论
殭化
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
地下档案库（H127）
从人类学看文化
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远东独立发展的“三件东西”
关于历史学的“四个境界”
文化沙漠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
“自由”的初意
第三编考古琐谈
“古物保存法》颁布后所引起的**个问题
敦煌学的今昔
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
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
史前考古学所研究的“人”和“自然环境”
“沧海桑田”的考古学例证之一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论纠纷（一）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论纠纷（二）
第四编学事拾零
赴日小记
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H
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双橡园
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
关于王国维的两点评论
大龟四版的故事
二十五年来之“中央研究院”
第五编信札序跋
李济等十人致英庚款会调查团的信
致丁文江的一封信
与傅斯年的一次信札往复
致张光直的信
《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
《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序
《殷虚文字甲编》跋彦堂自序
《侯家庄一○○一号大墓》序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发刊词
《殷墟建筑遗存》序
《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会主席报告和谢辞j
附录
徐志摩致李济的一封信
罗素与青年李济（李光谟）
南开的“矿科教授”（李光谟）
致李光谟的一封信（戴家祥）
从梁任公的家书看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轫（李光谟）
半个茧壳（李光谟）
西阴村下寻师踪——一个考古遗迹的探访（李亦园）
蔡元培为《安阳发掘报告》**期作的序
走向中国阿卡迪米（李光谟）
“入夥”史语所（李光谟）
一份“见面礼”（李光谟）
三十年代的荣誉之旅（一）——英伦讲学（李光谟）
三十年代的荣誉之旅（二）——和王储考古学家的交往（李光谟）
古·阿道尔夫亲王致李济的信
失悔不是军人（《南京印象》节选）（郭沫若）
考古组“十兄弟”（李光谟）
谈谈丁文江、李四光和李济（李光谟）
对联文化（李光谟）
张光直课堂笔记所见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片段（陈星灿）j
对于李济先生的简单叙述（劳）
《感旧录》序（屈万里）
大匠诲人有典型——记济老二三事（李霖灿）
李济跟费慰梅谈生平（李光谟）
洋神父的“代言”（李光谟）
职业学人虽有“经世”抱负亦无特权（王道还）
钟祥寻访考古学家李济

李济学术随笔 内容简介

在湖北出生、在老家和北京成长的李济，他的少年时期正处于这个古老国家在与西方接触的压力下迈开通向现代化漫长道路的*初步伐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当时一批批生气勃勃的青年学生被送往西方各国去学习它们的科学奥秘。李济在著名的清华学校毕业后，被送到美国麻省沃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接着又到哈佛去学人类学。据李济在1977年跟费正清的夫人慰梅的一次谈话中说，他之所以去克拉克大学，是因为清华的一位心理学老师华尔考博士跟他说，要学心理学，就要去克拉克。在克拉克时期，李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他都去图书馆开架阅览室，把时间花在尽情浏览各种书刊上。在这种啃青草式的翻阅中他偶然地接触到自己一向不曾了解的人类学的书籍，就被这门学问吸引住了。李济于1923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在哈佛跟从虎藤、托策和狄克森三位老师分别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这三门学问在他写作博士论文（1928年正式出版）和他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全都用上了。
李济这个名字对一般大众来说是陌生的，但对于考古学、历史学界，他却是一个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本书是其学术随笔集，内中具体收录了：《敦煌学的今昔》、《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等文章。

李济学术随笔 节选

**编初学杂忆
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
父亲是选择我这块材料，并用力加工的**个包工者。在初期到北京的时候，他常按一规定时间，在家中给我和几个亲戚的子弟补习《孟子》。他对于性善说，总是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详细的解说。这时，我们全家初到北京，我已经是十一岁了；温习《孟子》的时候，我已经能聚起精神听讲；大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讲解所感染，自己也有想做圣人的宏愿。父亲注意启发，常常也奖励小学生发问。那时所问的问题，大半与字、句的个别意思有关。有一次，父亲讲到齐宣王以羊易牛的这一章——而孟子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结束那“不忍人之心”的推展——这使我那幼小的心灵，感觉得有点奇怪。那时正是我看杂书*热烈的时候；颇以为孟子的“以羊易牛”这一说法，远赶不上佛教的戒杀生之合理；所以我就提出来向父亲辩难。父亲认我所说的为佛教异端，不能与圣贤之说并论。孔孟之言，他说，都是本乎人情的；所以看见了牛，而不忍其觳觫，就发了不忍之心。但是祭祀必须有太牢，少牢，也是先王之道。这是礼之大者；庖厨供膳馐亦是此意，故不可废去。所以远庖厨是一种合人情的安排。我的问，原是父亲奖励出来的；他的答案，在那个时期似乎就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不过，我总觉得，好像心中萌生了另外的、一种说不出的新感觉。我那时正在看《水浒传》、《济公传》等小说，对于佛教的教义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对于孟子的“仁心”的根据，也没触动更深一层的好奇心把它追问，和父亲继续辩下去。在父亲看来，我所发的问也不过是幼稚见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