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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五月风暴’的失败标志着某种‘最终的’失败，它是双重意义的失败：一，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以革命来建立别样社会的理想难以实现；二，‘五月风暴’一夜之间在巴黎、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点燃了革命之火，学生们占领了巴黎，戴高乐出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加入学生的行列，但这给人们带来极大希望、甚至狂想的局面，迅速地为暴力的国家机器镇压并终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向知识分子展露出来的面目，仍然是镇压巴黎公社时的嘴脸，国家机器的暴力本性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并无丝毫改变。这一事实完全粉碎了欧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最后残存的一点幻想。……所谓‘二十世纪所有的预言都是关于革命的预言，二十世纪所有的记忆都是关于革命失败的记忆’。也正是在类似的双重意义上，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这段历史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经历产生了某种深刻的、也许同样充满误读的认同。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角色的认同。‘五月风暴’永远会在文化史上留下它深深的印痕，因为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唯一的一次革命，同时是一次真正的、对一种革命文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实践，是对一种理论探讨所提供的可能性的社会实践……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五月风暴’也意味着某种绝对的终结：既终结了20世纪在体制内颠覆体制的可能，也彻底终结了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力量直接参与或构造社会实践的可能。在深深的绝望之下，欧洲知识分子全面从历史舞台上撤退，退回大学，退回书斋。……于是，由话语实践参与社会革命实践，进而投身于真正的社会实践的行为方式，转而为话语实践、单纯的文化实践或曰一种‘表意实践’的样态。……而在“五月风暴”之后的西方电影理论中，我们目睹了各式各样的激进的理论话语实验，这种电影文化理论中的激进动作和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的全面撤退恰恰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理论本身是一个‘革命的学科’，电影理论进入大学是‘...

——引自章节：“五月风暴”与现代世界

在我看来，相当代中国文学始终是写在‘家国之内‘，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启蒙与救亡’的主题、‘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所有文化的主流话语都在否定‘个人‘的可能。“【党／国家／集体所塑造的意识形态无所不在，个人无法逃离】

——引自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