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楼是“物质生活”,二楼是“精神生活”,三楼是“灵魂生活”,分别为:衣食、学术文艺、宗教。绝大多数人住在一楼,少数人住在二楼;只有个别“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的人,才会不满足于二楼,“爬上三层楼去”。丰子恺说他的老师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已到三楼的人,比较而言,丰本人就是脚跨二、三楼之间的“中问人”,“常常勉力爬上楼梯,向三层楼上望望”……所以他还没有完全达到他自定的“大人格”、“大人生”、“大丈夫”之标准。本书收录了我国上世纪著名作家丰子恺先生的散文随笔数十篇。这些文章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释理的。这些文章文笔手法细腻、结构顺当、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文章中渗透着作者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本文集典型而精致、可读性强、细细品味、其乐无穷。
《丰子恺集》编辑推荐:他说:“世间一切事业,没有比做真正的和尚更伟大的了,世间一切人物,没有比真正的和尚更具大丈夫相的了。”(《悼夏丐尊先生》)他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踩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 (《缘缘堂随笔集》)他说:“……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佛无灵》)
《丰子恺集》讲述了一楼是“物质生活”,二楼是“精神生活”,三楼是“灵魂生活”,分别为:衣食、学术文艺、宗教。绝大多数人住在一楼,少数人住在二楼;只有个别“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的人,才会不满足于二楼,“爬上三层楼去”。丰子恺说他的老师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已到三楼的人,比较而言,丰本人就是脚跨二、三楼之间的“中问人”,“常常勉力爬上楼梯,向三层楼上望望”……所以他还没有完全达到他自定的“大人格”、“大人生”、“大丈夫”之标准。
我的苦学经验我于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的时候,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学校是初级师范。我在故乡的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这学校,在那里肄业五年而毕业。故这学校的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校,不过是以养成小学教师为目的的。但我于暑假时在这初级师范毕业后,既不作小学教师,也不升学,却就在同年的秋季,来上海创办专门学校,而作专门科的教师了。这种事情,现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觉得可笑。但当时自有种种的因缘,使我走到这条路上。因缘者何?因为我是偶然入师范学校的,并不是抱了作小学教师的目的而入师范学校的。(关于我的偶然入师范,现在属于题外,不便详述。异日拟另写一文,以供青年们投考的参考。)故我在校中只是埋头攻学,并不注意于教育。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兴味忽然集中在图画上了。甚至抛弃其他一切课业而专习图画,或托事请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风景写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几年,学期考试的成绩屡列第一名,而毕业时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毕业之后,当然无意于作小学教师,而希望发挥自己所热衷的图画。但我的家境不许我升学而专修绘画。正在踌躇之际,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君,和新从日本研究音乐而归国的旧同学刘质平君,计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养成图画音乐手工教员的学校,名曰专科师范学校。他们正在招求同人。刘君知道我热衷于图画而又无法升学,就来拉我去帮办。我也不自量力,贸然地答允了他。于是我就做了专科师范的创办人之一,而在这学校之中教授西洋画等课了。这当然是很勉强的事。我所有关于绘画的学识,不过在初级师范时偷闲画了几幅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又在晚上请校内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师范学校的藏书楼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从其中窥得一些陈腐的绘画知识而已。我犹记得,这时候我因为自己只有一点对于石膏模型写生的兴味,故竭力主张“忠实写生”的画法,以为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又向学生演说,谓中国画的不忠于写实,为其最大的缺点;自然中含有无穷的美,唯能忠实于自然模写者,方能发见其美。就拿自己在师范学校时放弃了晚间的自修课而私下在图画教室中费了十七小时而描成的Venus头像的木炭画揭示学生,以鼓励他们的忠实写生。当一九二○年的时代,而我在上海的绘画专门学校中励行这样的画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闭门造车。然而当时的环境,颇能容纳我这种教法。因为当时中国宣传西洋画的机关绝少,上海只有一所美术专门学校
丰子恺(1898—1975),漫画家、散文家、音乐理论家。育有7个孩子。18岁入浙江第一师范从李叔同习绘画与音乐,30岁正式出家于上海立达学院,法号“婴行”。
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属桐乡县)。父母生下六个女孩之后,终于生下唯一的男丁子恺。全家上下视为掌上明珠。
祖母寡居多年,只望丰子恺的父亲科场有为,然丰子恺的父亲刚中举,祖母即去世。居丧期间科举废,丰子恺的父亲郁郁寡欢,不久离世。子恺诸姐继之而亡,剩下母亲支撑一家。待恺自立成名,母亲又遽然而逝。诸多家庭变故使恺“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和疑惑”。
1962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因言得祸,1966年被定为“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被斥骂、抄家、毒打、游街、关“牛棚”、下放劳动……1975年9月5日病逝。座右铭:“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朱光潜评其为“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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